民大故事 | 皋兰山下 我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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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生！我突然大声地说，我永远是西北民院的学生！

昨天好高兴再次回到西北民族大学的校园，作为外请专家团队的一员为母校校友服务了一天。硬板儿固定的学生椅子，简单的盒饭，一整天无间断无休息，虽累犹乐，用时髦的话说：累并快乐着。最后我还为获得一等奖《大地》剧组的校友颁了奖。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母校依山而建的具有民族风格的雕梁画栋的建筑，人造拱桥的精致小巧，那个4角钱一份的土豆烧牛肉，那个开满丁香与牡丹的花园，那个皋兰山下的花果山，那个汉语系二层楼的大平台……开满各种花儿的小园和亭子，到处都是熟悉的风景。想起那时每到瓜果收获的季节里，学校组织我们上山采摘苹果，同学们然高爬低、窜上跳下、活蹦乱跳充满的青春活力，那种收获的喜悦感似乎还弥漫在山上。

38年前我从农村第一次来到位于兰州著名的五泉山旁边、皋兰山脚下的美丽校园——西北民族学院。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令人眼花缭乱。对我来说，一个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如今，虽然物是人非，但这个校园是我成长的摇篮，那里有过我们成长的足迹、也有过我们的青春和欢笑……

一

1979年高考过后，我回到蒿支沟那个偏僻的小山村，算是把书念完了，已死心塌地地当一辈子农民，忙着拔麦子，忙着给哥嫂抱娃娃，忙着赶毛驴驮石头盖房。

但夏秋之交的那场百年不遇的雹灾过后，夏收的劳动被迫中断了。我闲来无事上了街，却无意间从同学振福那里得到了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一”的消息。拿到西北民族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飞一样的回到家里，忙把东房里正在睡觉的四哥叫醒。记得几天的阴霾过后，那天刚刚雨后放晴，太阳明亮耀眼地照在农家的小院里。哥哥在眯眯瞪瞪中看到录取通知书后，不相信地张大嘴巴不知说啥好，怀疑自己是否还在睡梦里？家里人被这突然间降临的喜讯打晕了，忙着借钱张罗凑盘缠，母亲让我叫来了姐姐，帮她给我缝制被褥。

我和同学志伟，还有志伟的母亲坐班车来到了陌生的兰州。由于第一次出远门坐长途车，班车在七道梁绕来拐去，晕车，呕吐，我头都大了。当班车路过当时并不知道的白银路与永昌路口，车上有位军人知道我们是上民院的新生，建议可以就近下车。但我们硬是不相信，坚持到了通知书上写的汽车东站。到达后却因错过了时间，找不到接站的人员。车水马龙的城里，我们不知方位，不知西北民院在哪里。最后留下志伟的母亲在东站看管带不动的行李，我和志伟带上能带的先去打听着找学校。我们挤上了31路无轨电车。第一次坐公交，才知道车上那么拥挤。双城门站下车后，顺永昌路，一路鼓足勇气学说蹩脚的普通话打听着，走一步算一步，背着行李，那样子现在都无法想象有多狼狈……到了铁道下的洞口还很茫然还在打听。在一位热心美丽的维族女同学的指引下，我们一前一后出了洞口，才豁然开朗，偌大的用汉、藏、维、蒙几种文字书写的大学牌匾和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啦……

如今的西北民族大学有了新的北门作为正门，面向兰州南山大道，很是气派，但以前那个旧的西门，我们见了却更加亲切。

后来我家就住在那个第一次坐31路电车的邮电大楼站附近，每次经过都想起当年初到兰州的茫然而幼稚的学生情景。

从没见过的新鲜的世界，从没体验过的城里的生活；第一次拿到学校发下的铁瓷碗到食堂学着打饭，第一次到教室里上晚自习，第一次睡在高低木板床上而不是土炕，到处是高楼大厦，出了校门车水马龙......报到时的一位年轻的、额头高高棱角分明的蒙古族老师，是我进校园后的第一位老师，他接过我递上的“录取通知书”后，开始登记，发放饭票、碗筷和其他用品，并把我交代给汉语系的一位负责学生生活的性格温和的女老师。这位女老师叫来先期报到、来自银川的同班同学贾羽，安排好宿舍后，领我到食堂、医院、小卖部和礼堂、介绍几点开饭，几点打开水，等等。

等办妥了入学手续，放下行李，我和志伟又返回东站去接他母亲和当时带不动的东西。我们到了东站时，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他母亲在候车厅里，坐在从家里带的那口箱子上，由于守护行李，那会儿当然也没有瓶装水之类的，一天水米未进。志伟说，他见到母亲几个小时了还在箱子上坐着，心里酸酸的。

由于甘肃招生工作滞后，等我报到时其他省区的同学们都已经来了，所以临时把我加在78级班的宿舍里，也只剩下靠门口的上铺。安顿妥当后我才发现这里已不是老家那样用汤瓶洗脸了；才发现既然当了大学生、当了城里人就得早晚要刷牙了；于是，我用身上带的不多的钱，和同学来到了学校门口铁道洞口旁的那个小卖部，买了脸盆买了牙刷牙膏等日用品。我没带茶杯，还在那儿花9角多钱买了一个北京造的酱黄瓜罐头，其实看上了那个能旋紧盖子的玻璃瓶，后来还给这个瓶买了几尺塑料绳编织了个套子。

初进校园遇到的老师、初次见到的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给我报到的额头高高棱角分明，还蓄有一圈小胡胡的蒙古族年轻老师，由于不知道姓，每次在校园里遇到，虽怯弱而不敢上前打招呼，但总感到很亲切，充满着感恩。而那个领我们进门的漂亮的维族女同学，一直没确定是哪一个？第一次见新疆维族，好像她们长得差不多，无法辨认。图书馆南面的小二楼是我们汉语言文学系的教室。从教室出来，或者从通往大门的主干坡道上拾级而上，就是伸展出来的超大阳台。课间休息时大喇叭播放出音乐，我们汉语系二班和一班的维族同学都出来在阳台上放风、晒太阳。随着喇叭里传来的音乐节奏，天生擅长歌舞的维族女同学不自觉地浑身扭动起来，时髦的喇叭裤，很有乐感的那种好看的节奏和动作；异域的那种美丽的淡灰色眼珠的大眼睛，高跷性感的鼻子，如影星梦露，一个比一个漂亮好看。我也曾偷偷地辨认过，到底也没认出那天领我们进门的那个热情、善良而美丽的维族女同学。

二

当班长马跃带着父亲进了灯光球场后面台子上，那个老文科楼一楼的那间学生宿舍的时候，我正坐在下铺同学的床上洗脚。

父亲用自家捻的羊毛线织的腰带，捆绑着背了我哥自己用白杨木板子做的箱子。箱子里装了我母亲在炕眼里烧的两个白面焪锅，还有一袋子炒面、“面大豆”和炒蚕豆等等。

打开箱子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后悔了。在学校吃不饱，没箱子放东西，这些都是我在信里说的情况。没想到家里人接到信后，父亲坐卧不宁，急急忙忙背了家里我哥学手自己做的、在家里算是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那个白杨木箱子，装上母亲急忙赶做好吃的来看我了。

考上大学那一年，我17岁。当母亲把我送到那个叫长咀儿的地埂上的时候，庄子里许多人出来在门台子上目送着。一位汉族大娘感叹“娃走了，他阿娜心里不知有多难过啊”。后来母亲听说了这个话，却不以为然。她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到这天早晨送我走后别人的议论和她的感受：“我高兴着还来不及呢”——这不是说作为同样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我母亲当时的眼光有多长远；也不是她不心疼儿子，舍得让儿子背井离乡，而是——家里生活太苦，并且父母年迈，我家有我家的状况啊。

我确实从没离开过家门。还记得1979年9月20号的那个早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和两个同学，还有志伟同学的母亲，相约在蒿支沟车站，等着乘坐从甘南、临夏路过的长途班车。父亲放下了要犁的地，把我送到了车站。家里几天来一直商量要不要送我？我坚持不让送，理由一是搅费太大，二是除了父亲年轻时赶马车去过兰州，家里其他人都没出过门，而现在变化肯定很大，家里人又不识字，回来我也不放心，你送我送，成了“瘸子送丈人”，没那个必要。

汽车徐徐开动时，父亲往车里甩进来一句话“到了来信！”

我走了以后，家里人一直不放心，父亲一天天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来信。我报到几天以后给家里写了那封信。信里除了说了学校学习的情况外，也说了以上的生活情况。我写道：每顿饭供应两个馒头，一份菜，总是吃不饱，饿兮兮的。另外，一个宿舍7个同学住，来的时候没带箱子，日用品没地方放。就这么几句信里随意写的话，让老父亲坐不住了。他一边筹备着来看我，送我馍馍，一边让哥给粮站以平价缴粮的方式兑换些粮票。其实，知道这几句如果让父亲如此上心、担心，我可能就不这么写了。那会儿太小真不懂事——我至今感到非常的内疚和羞愧。从此以后我再写给家里的信上，不再叫苦，知道啥叫担当了，“报喜不报忧”了。

父亲凭的是我寄去的那封信的信皮。

没出过门，不识字，方言太重，难于交流问路，凭信皮子出门寻人——这是家乡旧时老农最有效的办法。信封底下的“寄信人地址和名字”是最好的线路地图册。如今，这个方法已经成了历史和故事。父亲说，他以前赶大车时来过兰州，知道大体方位。这次来的时候，拿了我寄的信皮，每当打听路，就先把信封拿出来给人看，按照信封下面写的寄件人地址姓名找到了学校，找到了班级，找到了我。进了学校门以后，看到同学们在办公楼旁边的灯光球场里打篮球，就打听，就给人看信封。我们的班长看到了我的信封就帮着父亲拿了箱子领到了我的宿舍。我问父亲怎么找上来的？父亲说，他坐班车到了汽车东站，跟人打听时，就有三轮车夫过来，说连箱子带人送到民院，要价5元。他一听就不干了，说我从蒿支沟到兰州才3个元！于是父亲就用羊毛系腰带把箱子一捆，拿出旧信封，背上来了……

到了我走后这一年刚入冬的季节，按照与媒人的约定，家里张罗着给我五哥娶媳妇吃宴席。我哥给我来信说这是家里的大事，问我能否回来？说父母怎么怎么样想我，整天念叨我等等。还说母亲悄悄拿了我的旧衣裳门后抹眼泪等等。我回信刚到学校不好意思请假，又来回车费盘缠就不必跑了罢，我好好的，不必牵挂，而且马上就放寒假了即可回家。可是没过多久，我一个堂哥来兰州办事，母亲托他给我带来了宴席上的筏子、包子和馓子等。

远路上带来的这些母亲舍不得的这些好吃的，我当场分给同宿舍的同学们一起吃了。寒假回去后我才知道，母亲在宴席那天的早上，突然放声哭了一场。想起她最小的儿子我不在身边，攒了一年的清油白面好吃的娃却不在，吃不上一口，引得我哥哥也陪着掉了眼泪。而且，我还知道，由于困难，整个宴席上家里勉强宰了一只并不大的羊，人多白面少，清油缺，肉更少，有些亲戚没吃好、也大概因为没吃到肉，还使了性子不辞而别，跑了。母亲知道了又打发人去追，一直追到大门台子前、场院下面的长咀儿，说情下话才劝了回来。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心里不由涨起了难过的潮。

在吃的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母亲首先给我留足了好吃的。其实，学校里我的生活比家里好多了，至少隔三差五的还能见到荤腥。由于我们家弟兄多，父母一辈子受尽困难，一辈子为娶儿媳而愁肠。一个接一个的儿媳娶进了门，每一口人供应的几尺布票和“购货证”上有限的茶叶食糖等全都搅进去了，接着又要另家分灶，家里在物质上一直没缓过来。我知道了这件事后，心里都很难过，后悔为啥不请假回去；后悔当时只顾着想当然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没有想到为父为娘的心情。

那时，在兰州的大专院校中，都说西北民院的食堂办得最好。学生供应每月35斤的饭票，其中30%的杂粮，如果不够再买面票就得要粮票。一般是来自城里的人够吃，来自乡里的不够吃；女生够吃，男生不够吃；刚来吃不饱，过两个学期够吃了。假期里我回去和家里人围坐一起吃煮熟的洋芋。我哥说：你少吃些，洋芋把肚子撑大了回到学校就又吃不饱了！

一般细粮做成了馒头，2两一个；粗粮蒸成了玉米面糊糊和发糕。玉面发糕4两一个，卷了红枣放了糖精，略甜，也很好吃。我班一个同学一次吃了4个发糕，也就是1.6斤玉米面。

过了一段时期后，来自城里的同学们开始纷纷谈开恋爱了。由于女同学每月有余粮，所以男同学把找对象叫“找饭票”。每到下课开饭时，食堂里人头攒动，尤其是传说有大米饭的时候，来自宁夏的吃惯了大米的同学早早来到食堂，使本来下课了集中打饭紧张的饭厅里，更加拥挤不堪，被戏称为“战斗饭店”。这时，男生为了表现，拿着女友的碗勇敢地冲进人群，饭店里战斗也是个技术活，往往贴着墙根窜过去的会最先到达窗口并很快得手，摸不着这个规律从正面挤毫无效果。

由于女少男多，女同学大都来自城市，恋爱又是是花钱的事，所以和我们这些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农村男生无关。那时的食堂里没餐桌，打上饭就三三两两地蹲在食堂周边的台阶，或端回去在宿舍里吃，也有的端到教室里来吃。我班一对“小鸳鸯”，男生经常打了饭端到教室里，和女生坐两对面互相用勺子喂着吃。每次他们当着同学面做出类似亲昵的动作时，我们这些从小受过“男女授受不亲”教育的农村娃羞得纷纷背过了脸。

不过，大学的恋爱或许真的是为了找饭票，成功率很低。我45个同学之间谈了7、8对，毕业结婚后不久，基本上陆续都散伙了，至今还恩爱的只有两对，其中一对在大学期间我没发现他们说过一句话，毕业后各奔东西，经同学张罗才走到一起的。或许这样不张扬的恋爱才是持久永恒的真爱。

拿到了父亲带来的粮票，我去学校办公楼二楼的膳食科买饭票，以弥补月底的粮荒。除了粮票，一斤面票还要大概一毛多。没钱，我就用菜金顶替。菜票少面票多，当别的同学吃那种最贵最好吃的4角钱的“土豆烧牛肉”时，我只能打1角的白菜粉条就着4两的发糕。有时干脆没菜票了，我只打主食馒头发糕，怕同学笑话手里捏上馒头筒在袖筒里，走到花园里三下五除二下了肚。

后来我认识了清真食堂里当“大师傅”的一位和政老乡，他是从靖远煤矿调到民院食堂的，为人热情，待人诚恳，见了老乡显得很亲。每次打饭时，我有意到他掌勺的窗口，这个，你懂的。有了粮票，我还出校门来到永昌路清雅居旁的“小烤烙”，一个小烙饼2两粮票5分钱，一次买十几个，装在绿书包里，挂在枕头边墙的挂钩上。没课的时候，我爬到那个靠门的高床上，背靠着母亲缝制的厚厚的大牡丹被面的棉被上看书，手却不知不觉地伸进书包里，饼子当成了零食，吃了一个后，那个香啊，再也忍不住，肚子里如猫爪，不一会儿几个小烤烙就下肚啦！

毕业工作了以后，我多少次来到永昌路寻寻觅觅，踯躅良久，试图寻找那个清雅居，寻找那个小烤烙；实际上寻找的大概也不是那个小烤烙，即便找到也怕不是以前的那个味道和感觉了。那么，你执着寻找的是什么呢？是想肯定不是食物，而是在寻找学生时代的味道。

可惜，再也寻找不回来了——那个清雅居、那个小烤烙；当然，还有我们永远逝去的青春。

三

第一堂的晚自习课是和新来的不认识的同学一起，在日光灯管下，装订老师蜡板上手写的油印课本。家乡那时刚通了电，家里用的都是暗淡的15瓦灯泡。第一次在日光灯下学习，感觉名副其实，那个日光灯真滴如太阳般的明亮。一个如初升的太阳般崭新的生活开始了。那时考上大学，除了穿的，其他由学校全管。不但管吃，管住，发书发本子，还发理发票洗澡票电影票，还发零花钱；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把学校假期发下的菜票面票兑成现金，买了回家的车票，留下回来的路费盘缠，然后买了农村稀罕的糖果糕点，还给我哥的孩子买了农村人吃不到的奶粉……

第一堂写作课上，写作老师说同学们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省区，入学成绩也不一样，于是他出了个命题作文。交了作业后，我忐忑不安，面对来自大城市里的同学，我担心我这个甘肃蒿支沟的农村学生怕跟不上学习。结果，作文批阅下来后，那个平头脸长个高的李老师在班上用浓浓的天津口音念了我的作文并当范文点评，一下子给了人以信心，突然心情好多了，觉得那些貌似庞然大物般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城市的同学也不过尔尔。连日来笼罩于心头的那种担心学习跟不上而自卑不安的阴霾散去了。

每天晚自习后，有个蒙古族同学在我们男生宿舍一楼的水房里练琴。那马头琴反复演奏的《草原之夜》，如泣如诉，委婉、哀怨、悠扬而饱含深情，初来乍到，想必家在内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同学和我一样，一定也想家了，想他的额吉了。挡不住的音乐灌进耳朵里，使你无法抗拒，听着，听着，不觉间，我们这些来自农区的回族同学们也受到了深深地感染，也联想到了自己山里的家乡，想到了那美丽的满天星斗的沉静夜晚，也想到了远在山村家里的想念儿子的阿娜。如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一听到这支曲子的马头琴声，一听到这支曲子的过门的音符和美妙的旋律，仿佛回到了刚进大学校园时，把自己融进那种懵懂新鲜而好奇的氛围里，内心里充满着刚进大学校园的那种情愫，以及对即将展现出的新生活的那种向往。

那一年，我哥帮我凭着一张西北民族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队里开了受灾的证明并加盖了公社的章子后，算减免了要上缴的多半口粮，去老家附近的蒿支沟粮站只交了大概40斤粮食后扯出了一张单据，转了“粮户关系”，从此，我就算正式地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就算跳出了农门，从农村户籍转成了城市户口，从末等的农民转成了头等的城里人；由种粮食吃不饱的庄稼人，转为不种粮却每月有固定粮食供应的城里人了。

西北民族学院，如今的西北民族大学——我还是习惯于这个亲切的旧称，那个坐落于皋兰山下、五泉山旁边的美丽校园。实事求是地说，走向社会我才发现，你的学子经常遇到某种他们说不出但你却能明显感觉到的那种不屑——这个，也是你懂的。为此，甚至有些校友宁可拿出成人文凭也要隐藏出身。虽然无论学术和尖端人才的培养还是——哪怕他们崇尚的职级——你都不乏骄人的业绩。但是于我的意义却是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一个农村种地放羊的孩子在那儿完成了人生华丽的转身。

啊！西北民族学院，我的母校，我的摇篮！

你为我敞开了知识的大门，你为我留下了我求学的足迹，你也留下了我青春的欢乐，你启动了我绚丽人生的航程。谢谢你，我亲爱的母校。

1983毕业，经学校推荐，我和L、M两名同学一起被省委组织部选调为全省优秀大学生；1985年我又被借调到省委组织部，与同是选调生的T一起，去母校选调了15名优秀大学生并分配他们基层锻炼，那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去母校工作。由普通的学生到上级机关的工作人员返回母校工作，我感觉角色转换的跨度太快太大，难于适应，不禁联想到与我同级的一位毕业不久便当了某县卫生局局长，坐着吉普车回到母校的同学发出的感慨。前不久接到母校宣传片《追梦之途，始于民大》剧组要我当顾问的邀请，问可否？我心中惶恐而不安，回话“当义不容辞，只怕不能胜任，有辱使命”。

是的，对于母校，我们应当有着对于母亲般的恩情与报答。其实，我觉得母校——把一个读书的地方之所以与“母”联系起来，就是除了人母之外的第二个母亲。哦，母校，那是娘、额吉、妈妈、阿娘、阿妈，或者麻麻、妈咪，还有我从小叫惯了的——阿娜般的概念；那是学子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情。母校，是汉语言文学带有情感的、确切而伟大的表达。

今天，观赏他们创作的电视作品，感受到现在的同学们确实比我们那时的强好多！坐在所谓“外聘专家”席上，看大屏幕上闪现的年轻校友们的作品，恍惚间脑子里却闪过一幕幕自己年轻时候、也曾是大学生的那惶恐、紧张、幼稚而可笑的影子；仿佛大屏上播放的不是校友的作品，而是自己的学生时代：一幕又一幕，真切而现实，时光仿佛倒流，感觉回到了38年前的母校。

听母校的师生喊我老师，惊醒梦中人；我诚惶诚恐，忐忑而不安。

我是学生！我突然大声地说，我永远是西北民院的学生！

2017-05-08微信

2017-07-07成文

马进祥

回族，西北民族学院197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毕业。

现为高级编辑，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编委、台长助理。

西北民族大学广播电视编导教研室毕业作品答辩外请专家

西北民族大学宣传片《追梦之途，始于民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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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小平 审核：高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