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 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辉煌历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此，宣传部特开辟百年党史专栏，和大家一起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

——学校党委宣传统战部

全面内战爆发时的形势和自卫战争的部署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皖边、鲁西南、胶济路及其两侧、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总计为193个旅(师)160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兵力的80%。蒋介石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也吹嘘：“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的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又得到美国政府庞大的军事援助，因而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就是陆军的装备也很差，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武器，人力物力的补充基本依靠战争中的缴获和解放区军民的供给。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而这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并垄断着原子武器的美国，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则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因此，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党内一部分人存在怀疑和顾虑。为了谋求国内和平，许多中间派别人士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进一步对国民党采取退让政策。

这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重要的变化，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开始了“冷战”。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会经历危机和战祸，要求苏联人民对此要有准备。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政府发回长达8000字的电文，全面论证苏联具有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政策。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城发表反苏反共演说，宣称东欧各国正处于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并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主张英、美成立军事同盟，反对所谓“铁幕”后的国家。在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美、苏军队之间也发生直接对峙，甚至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由此，有关“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舆论盛行一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担心中国革命会导致美国大量出兵干涉，并把它卷进去，由此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革命持消极态度。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地确定了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战略区负责人，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认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所以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他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反革命计划得逞，那么整个中国必然完全处在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之下，并且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我们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着明显的优势。蒋介石所发动的是反人民反革命性质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敌必败、我必胜的最基本的依据，“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针对一些人对国际形势产生悲观估计和不敢用革命的手段反击国内反动派进攻的倾向，还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即1946年4月，毛泽东就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他认为：战后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然而是可以克服的。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美、英、法等国同苏联之间可能实行某种妥协，但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作坚决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而且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反而要求他们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坚决地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并不会因此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相反，中国人民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成为阻碍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重要因素。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他明确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因为它在没有压服本国人民和辽阔的中间地带的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就中国的战争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一个根本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对于反动派的本质、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作的科学分析，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中共中央所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这个口号表明，这场战争是国民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被迫应战，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制止战争，恢复和平。直至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仍然宣布：“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武器加强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都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以各个歼敌，求得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最有效地打击敌人，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国民党军队愈战愈弱，人民武装愈战愈强，并取得最后胜利。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农村中，要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应同汉奸、豪绅、恶霸加以区别，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在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为了应付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在上述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作战中不断地赢得胜利。

战争初期的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倚恃其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企图速战速决，消灭全部人民武装力量。为此，他们采取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方针。其兵力部署是：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尔后抽兵会同陇海路及豫北国民党军队进攻晋冀鲁豫的鲁西南、豫北解放区；以胡宗南部6个旅在阎锡山部配合下进攻晋冀鲁豫的晋南解放区；以31个旅约27万人进攻苏皖解放区；以27个旅约19万余人进攻山东解放区；以38个师(旅)约26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7个军23个师(旅)约25万人，监视东北的人民军队；以19个旅约15.5万人，继续包围并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9个旅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的解放区。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迅速歼灭关内人民军队主力，恢复津浦、平汉交通，安定江南，确保华北；尔后再转用兵力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在半年左右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恢复国内和平，194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除部署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外，多次与各战略区负责人进行磋商，确定：在南线首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进击津浦路徐州、浦口段及其两侧广大地区，寻歼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在北线以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部队于半年左右夺取三路(同蒲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

战争首先在南部战线的中原解放区展开。中原解放区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日本投降前，人民军队积极发展根据地，缩小沦陷区，使中原解放区扩展到60余县，形成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抗战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国民党调集20多个师(旅)，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先后侵占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军，扫清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国民党军队违反国共双方于1946年5月10日签订的关于停止中原地区武装冲突的《汉口协议》，继续围攻、蚕食中原解放区。6月间，中原解放区已被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面积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为了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蒋介石命令郑州绥靖公署：“决以有力一部扼守高城、枣阳地区，主力索共军主力，包围于桐柏、大洪山地区予以歼灭。”自6月26日拂晓起，国民党军队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解放军阵地大举进攻，并侵占邓店、虎湾等地。

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向西转移。北路约1.5万人，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终于到达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南路约1万余人，在王树声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向东转移的一个旅，在皮定均指挥下，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中原解放军英勇突围，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并留下小部分兵力坚持原地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0个旅的兵力。他们的行动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对华东解放区，国民党军队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解放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同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决战，占领整个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主动迎击国民党军队12万人的进攻。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先后在宣(家堡)泰(兴)、如(皋)南、海安、李堡、丁(堰)林(梓)、邵伯、如(皋)黄(桥)路等地，接连进行七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整编师部、六个旅又五个交通警察大队，计5万余人，占进攻苏中国民党军队全部兵力的40%以上。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迟滞了它对苏皖和鲁南解放区的进攻，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而且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内线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苏中战役期间，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主力在淮北战场迎击国民党军队，野战军部分兵力及山东军区武装则在胶济路方向作战，分别歼灭国民党进犯军的部分有生力量。从9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加强了淮北战场的兵力，并自宿迁、睢宁地区南攻，于9月19日占领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华中野战军迅速自苏中北撤，与山东野战军会师，准备投入新的作战。

截止到10月初，华中和山东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七个旅及其他部队合计8万人。

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于8月中旬向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南北出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6万余人。接着转至内线，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迎击由徐州、郑州向鲁西南钳击的国民党军队，于9月上旬在定陶地区歼灭由郑州出犯的国民党军队四个旅约1.7万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和华中解放军取得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战役，它再次证明坚持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可以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中央军委明确确立内线作战的方针提供了又一个重要依据。在此前后，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所部还在晋南作战中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诸战役的胜利，其中的临浮战役歼灭胡宗南部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到9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

在北部战线，贺龙、李井泉指挥的晋绥部队和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于7月至9月中旬先后进行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攻取朔县、宁武、繁峙等地，控制同蒲路忻县(今忻州)以北、大同以南一段，共歼敌2万人，给国民党军队以很大打击。但大同久攻不克，在傅作义部自归绥东犯并占领集宁后，对大同的围攻随之放弃。9月下旬，占领集宁的傅作义部和北平的孙连仲部沿平绥路东西对进，夹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0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在平绥路东段的怀来地区反击由北平西进的国民党军队，歼敌1万余人，同时在平汉路保定南北地段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并于10月11日撤出张家口。

在大同、张家口地区作战的同时，北平、锦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对热南、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晋察冀军区一部在给予敌打击后主动撤出承德和热河、冀东解放区的大部城镇，转入游击战争。

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利用1946年6月休战以后四个月的间隙，进一步开展剿匪斗争和创建根据地工作，并加紧部队的整补训练，增强了部队实力。7月7日，中共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经修改后于7月11日批准这个决议。决议总结进军东北以来九个月的工作，确定东北今后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建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并规定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原则是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一时的得失，而在于力求消灭敌人。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6年7月至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最初四个月，在军事上称作“战争初期”，它对战争的指导者判断战争的发展趋势，以及确定如何继续指导这场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在内，共约30万人。人民解放军损失约12万余人，但由于补充俘虏、组织伤愈归队，再加上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兵力已上升到137万人。在这四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淮阴、菏泽、集宁、承德、安东(今丹东)这样一些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则收复和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区损失105座城市。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战争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在认真研究战争初期的军事形势变化后，于1946年10月1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对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作战作了总结。指示认为：我必胜，蒋必败，除了政治上、经济上蒋介石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等原因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指示指出：改变敌我形势和争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这个指示，对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争取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初步兴起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内战卖国政策，美国在经济上大肆入侵中国，驻华美军还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座城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中国人民被害死伤达3300人以上。从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美军军车肇事事件即达1500起；美军奸淫中国妇女300余人。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也说，美军在上海的种种行为，“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国民党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和美军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前一阶段争取和平、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基础上，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反对美国援蒋，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全面内战的斗争中。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兴起。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认为它是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另一条重要战线。为了声援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美国政府援蒋政策的斗争，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投降以来美国的援蒋政策和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接着，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各群众团体及民主党派，努力扩大反战和平运动，并在运动中“唤起中美两国广大舆论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助长中国内战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号召全国同胞更坚强地团结起来，勇敢地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反对外国侵略者！”

从1946年6月开始，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美反蒋斗争从经济斗争入手逐步开展起来。6月下旬，长沙市3000余名人力车夫由于生活陷于绝境举行罢工。7月，上海200多家丝厂工人在求生存、要和平的口号下进行两个多月的罢工，并取得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依生活价格指数计算工资的胜利。9月，上海一名三轮车夫因索取应付车资被美国水兵打死，激起全市人民公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4个团体的代表集会，决定响应美国35个城市的进步团体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宣传月，同时发起签名运动，并致电联合国及美国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运动在北平、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得到有力的响应。11月底12月初，上海摊贩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禁止营业，举行数千人的请愿游行。国民党当局严加镇压，打死摊贩7人，受伤者甚多。上海全市绝大多数商店停业，表示对摊贩的声援。广大人民群众的反美反蒋斗争，汇成一股洪流，推动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

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确定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的一切工作，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同时还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都设立城工部；由上海局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的党的工作；由香港分局统一领导华南地区的党的工作。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调整和加强，为第二条战线的兴起做了组织准备。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钱瑛直接领导的北平学委(南系)与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刘仁等领导的北平学委(北系)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学生的行动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暴斗争的行列中。

北平学生运动兴起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发动游行示威，以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卖国和内战面目，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中共中央提出明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要求把斗争提高到促使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战，以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的口号上去。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以抗议美军暴行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战场的作战。以此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发展，将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而无法自拔。在1947年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国共关系的完全破裂

在集中军事力量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加紧采取步骤破坏和平谈判和破裂国共关系。它在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后，没有立即宣布停止同中共代表的谈判，而是企图利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便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在此期间，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

按照政协协议，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在政府未经改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情况下，1946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竟然单方面作出决定，宣布“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会谈时，对于这种破坏政协协议的做法提出抗议，要求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声明本党绝不受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大”的任何约束。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表示中共只有接受五项条件才能进行政治谈判。这五项条件是：(一)苏北中共军队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二)中共军队应自胶济铁路撤退；(三)中共军队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内撤出；(四)中共军队应退入东北的两个半省内(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五)中共军队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6月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并称：五项条件要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这种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这个声明，正如当时外国记者所评论的那样，等于是承认他们进行的“调处”工作已“实际失败”。在他们看来，今后主要是在战场上一决胜负的问题。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文告，坚持国民党政府将“如期”召开“国民大会”。

就在中国内战逐步加深之际，美国政府依然没有改变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政策。8月31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将原值8亿多美元的西太平洋战时剩余物资，以1.75亿美元廉价转让给国民党政府。这些物资先后被直接或间接用于内战。针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9月14日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次向美国特使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斥责美国政府以财政、军火和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揭露国民党以和平谈判作为“放手大打之烟幕”，要求“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面对国民党军队公然进攻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使国共关系面临最后破裂这一严重情况，中共代表团于9月30日在致蒋介石的函件中严正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以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对此，蒋、美两方的共同答复竟是限期十日令中共接受蒋介石所提五项要求的最后通牒。10月9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重申上述立场，并表示：“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二项问题。”然而，此项提议仍为国民党当局所拒绝。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随即于当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希望说服蒋介石改弦更张，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面目。11月2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声明：“现在国民党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国大，不唯其代表系十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者，则其筹备事务亦属一党包办，完全违背政协关于国大问题决议之规定，应被认为非法(不合政协之法)集议，我们坚决反对。”11月4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再次声明：召开“国大”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协议及其程序的“一党片面行为”，是“毁法行为”，对此，“中共一概反对，一概拒绝参加”。11月10日，重庆和平促进会、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21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大”。11月14日，张澜再次发表谈话，表示“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85%，只有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若干“社会贤达”参加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承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关于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保障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的一些条款，从条文上看，它比10年前的《五五宪草》有所进步。在人民自由权利方面，取消了原来的《五五宪草》中对于人民每项权利所附加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条文，只是规定人民所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在行政和立法关系方面，既非总统制，也非完全的责任内阁制，而是折衷立法与行政、总统与行政院的权限，基本保证了立法的控制地位，对于总统的权力也作了较多的限制。如总统依法颁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而立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戒严。

《中华民国宪法》虽然在条文上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但是它从根本上代表和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能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装饰品。并且，由于这部宪法是在“国大”召集者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并积极进行内战，而作为国内主要民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又没有出席“国大”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只能是有名无实。

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国大”，把政协协议破坏无遗，和谈之门已被关闭，中共代表团人员即将撤回延安。周恩来还说：“南京我们总是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协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吴玉章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坚持工作。

民主党派、广大人民和许多海外华侨都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和“宪法”。11月22日，泰国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职工总会、青年会、教育协会等71个华侨团体代表发表通电，坚决要求解散非法“国大”，表示决不承认一党“国大”的任何决议，誓与国内同胞团结一致，为真正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鉴于民主社会党违反政协协议，参加“国大”，“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凡“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

在国民党当局关闭谈判大门、国共关系面临完全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时局、重开谈判作了最后努力。12月4日，周恩来自延安致函马歇尔，表示：尽管由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政协协议被破坏无遗，国共两党已无谈判基础。但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非法“国大”，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地，两党仍可重开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中共对重开国共谈判的态度。但是，国民党对此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并于次日返回华盛顿。1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查封重庆《新华日报》。3月7日、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董必武在南京上飞机前向送别的国统区人士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的决策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动，充分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同时，战争初期的实践证明，人民解放军只要在长期战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在这份电报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概念，取代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概念，并把它同“建立民主的中国”和蒋介石“自取灭亡”联系在一起。

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他指出：谈判一年多，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在人民中暴露了，把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目也弄清了；为了实现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方针，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军事形势，指出：过去至今已歼灭国民党军队38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力量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彭德怀报告军事形势，周恩来报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几次革命高潮，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性质。这一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敌人是可以打败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没有困难，有些地方可能还要失去。但是在失去一些地方之后，我们又会在别的地方获得新的发展。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会议讨论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说明，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指示明确提出，争取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关键，是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出品 / 浙江经贸学院官微

编辑 / 周健廷

责编 / 李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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