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辉煌历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此，宣传部特开辟百年党史专栏，和大家一起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

——学校党委宣传统战部

抗日战争后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

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受到很大削弱。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虽然有了很大增强，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力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东欧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亚洲和非洲兴起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世界民主力量的这种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是一种有力的制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内，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8月15日首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随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中的知名人士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由抗战时期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由一些学术界人士发起，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国人民救国会（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共同意志，汇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

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这支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在武器、装备方面得到很大的加强。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

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一切，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认为有可能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受降权利，集中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它依靠美国将其远在西南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地区，抢占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另一方面，它利用日、伪军担任守备，抵抗人民军队收复国土。国民党政府甚至委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作为负责接收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大批伪军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国民党政府还命令日、伪军“负责”对人民军队作“有效之防卫”，甚至去“收复”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的地区。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由于国际国内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要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因此，它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对此，蒋介石后来曾说过，战后，他的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新的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美、苏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1945年10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讲演中公然声称：“美国的战斗力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负有“领导世界”的重大责任。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

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国政府看到，如果用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来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烈反对，以致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美国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外的手段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加强它的实力，以此“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2]，使这个政府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政府为了从各方面大力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它决定“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3]，于是指令侵华日军负责维持其占领区的所谓法律和秩序，等待国民党政府前来“接收”，而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投降。它以贷款、物资援助及提供服务等名义，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

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又以遣送日本战俘、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等名义，派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中国的一些港口和大城市，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同时出动大量飞机和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和接收人员到各地。美国政府的种种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利用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而美国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4]，于是以赞同苏联方面的要求为条件，促使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同盟条约，以表明对国民党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干线合并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

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的签订，使苏联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曾在中长路等方面所强占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在这些条约、协定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并且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向赫尔利表示，感谢他帮助奠定中苏接近的基础，并说明自己理解中苏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

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然而，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向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他们甚至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5]。苏联虽然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但它在此时所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也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苏联领导人在同美国政府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的同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苏联安全构成的威胁仍然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出于对远东安全和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领导人不愿中国完全受美国的支配，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入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因此，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给予了一定的支持。苏联红军对日作战进入东北后，很快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中，委派抗联干部担任卫戍副司令，以维护社会秩序。对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的行动，只要不影响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苏联红军也给予非公开的支持，并向他们移交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同时，苏联红军还多次阻止国民党军队经海路登陆大连、葫芦岛和营口。苏联红军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争取时间先机进入东北，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出品 / 浙江经贸学院官微

编辑 / 朱勇杰

责编 / 李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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