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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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辉煌历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此,宣传部特开辟百年党史专栏,和大家一起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

——学校党委宣传统战部

01

七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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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02

会议准备工作

党的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全会讨论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统一战线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全会后期,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七大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场规则草案等。全会还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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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凝结着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

《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03

七大主要内容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

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1],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代表中,1921年至1927年入党的党员约占28%,1928年至1936年入党的党员占59%,1937年至1941年入党的党员占13%。代表的平均年龄是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女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6.9%。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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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2]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3]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会也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七大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4]。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让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利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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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分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七大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

七大系统地总结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作了详细的阐述。七大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来自人民,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总的建军原则。七大提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七大充满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大会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

04

会议人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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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2)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05

会议意义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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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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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8]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07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9]。陈毅则在文章中比较全面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10]。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1]。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12]。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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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创造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比作“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而把那种固步自封,照搬照抄的马克思主义比作“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4]。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需要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的胆识和魄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坚持了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必然的了。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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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15]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

出品 / 浙江经贸学院官微

编辑 / 王亚军

责编 / 李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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