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主题故事（13/100）——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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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1927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间长达一年半。在此期间，他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读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参加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事务和技术性工作， 这对于增加工作经验，提高政治政策水平，了解全国革命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邓小平

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时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也随同迁往上海。

同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罗亦农等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当时上海处在阴沉的白色恐怖笼罩中。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极其艰难的组织工作，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所处的散乱局面。中共中央很快在上海建立了秘密组织体系，建立了工作机关和与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并出版了机关报。

邓小平直接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秘书处下设文书、内交、外交、会计和翻译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和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联系各地有关文件、干部、来往人员的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的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工作相当繁琐，但任何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年轻的邓小平，精力过人，机敏干练，在他统筹安排协调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这年邓小平才23岁。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环境险恶。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姓换名，像周恩来这样的知名度极高的领导人，更是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就得更换。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秘书长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而且也只有他一个人掌握。

因此邓小平对于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尤其是秘密机关所在地四通八达的弄堂，都相当熟悉。

当时上海有很大面积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很多街道以外国人名来命名，这些街道的名称多在40年代初改成了中国地名。邓小平对租界时代的旧名也相当熟悉。

1991年，他赴上海，上海市负责人陪同乘车观看市容。邓小平兴致很高，还讲了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一些情形。他说，为什么有一条路叫福煦路（延安中路）呢？那是因为这条路在法租界，而福煦是法国一个有名的将军，因而用这位法国将军之名来命名这条路。

邓小平还提起一些街道旧名，问这些路现在叫什么名字。他是很怀念当年这段历史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今景（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号）

负责做会议记录

1928年，被称为“中央办公室”的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柏德里700号的一幢两楼两厅住房，居住有彭述之夫妻、陈赓夫人王根英、内交科主任张宝泉、白戴昆等。每天， 周恩来、邓小平都要来这里工作，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前来请示工作。邓小平主要是处理机关事务和技术性工作。

当时中央各机关多设在租界，大部分还都设在公共租界黄浦区。其中一个重要机关，就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云南路447号。

1928至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上海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

447号是两层楼，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楼上挂有“福兴字庄”招牌的房子，住着熊瑾玎、朱端绶夫妻。

熊瑾玎打扮是湖南土布土纱商人，人称“熊老板”。这所“福兴商号”，其实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常召开会议的地方。

邓小平因是中央秘书长，为筹备会议而列席和参加。

发言精彩，最扼要有力的是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做记录，有时候穿插发言，也提出见解。据当时人说：“小平同志的特点，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事隔六十年，朱端绶还记得当时邓小平的一次发言。她说：“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他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最大的两次危险

邓小平在上海的工作相当艰巨，更相当危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也做过古董店老板。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恩来、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撤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以党中央代表身份赴广西

1929年初，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利用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挤走了李宗仁、白崇禧，但俞、李两人认为蒋介石不可信，唯有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撑持局面。正好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前来上海。俞作豫就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中共中央由此认真作了研究，认为有可能在广西搞出一个新的武装割据格局，关键是派谁去驾驭，经周恩来提议，决定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前往主持。

邓小平临行前夕，周恩来在柯麟开办的达生医院宴别。

两人对酌，柯麟作陪。

柯麟有意凑趣说：“我执手术刀的技术还说得过去，可是，由我掌勺烧菜的水平……”

周恩来也开玩笑地说：“也很不错嘛！只要吃不出剪刀和纱布来，就算是好厨师。”

邓小平也幽默地说：“我顺便带到广西去，我想，未来战地的伤员一定欢迎！”

柯麟，1924年由彭湃介绍入党。他的胞弟柯平也是共产党员，但彼此不知道身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开身份才知道

几天前，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接待了徐向前，并安排赴鄂豫皖苏区领导军事工作。因此周恩来说：“前些天，党组织为了安全起见，连粗茶淡饭都没有准备一桌，就把向前等同志送往鄂豫皖苏区去了，今天晚上，是我提议，准备用这薄酒一杯，再把小平送上征途。每当此时我就想，我们出生入死的目的是什么呢？”

邓小平接着周恩来的话，激动地说：“一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天下，做皇帝；二更不是为了把任何共产党人捧上皇帝的宝座，而自己弄个一官半职！”

柯麟也插话说：“我不敢吹牛说为了解放全人类，但我敢拍着胸脯说，为了成千上万的受苦同胞过上人一样的日子！”

“柯麟同志说得好。”周恩来说，“为了成千上万的受苦同胞过上人一样的日子，干杯！”

邓小平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组织武装起义去了，随同的还有张云逸、叶季壮和袁任远等人。

柯麟（右）、陈赓合影

供稿：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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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主题故事（12/100）——周恩来与中共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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