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次修改才过审的这部第六代影片有点“惨”：两位主演，一个失踪，一个死亡，导演壮年早逝

路学长是第六代导演的的代表人物之一，《长大成人》是他的成名作，该片于1995年完成制作，2007年男主演朱洪茂失踪、电影上映前两个月，女主朱洁因吸毒过量身亡。1995-1997年三年间影片经历了无数次修改方才过审，1997年年底正式上映。同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冯小宁的《红河谷》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反叛的年代，因为当第六代导演集体浮出历史水面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摇滚作为自己登上电影舞台的宣言，如张元的《北京杂种》（1993年）是中国第一部以摇滚为主题的城市电影，之后管虎的《头发乱了》（1994年）、娄烨的《周末情人》（1995年）等都反映了摇滚乐队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生存状态。进入90年代，伴随摇滚乐和流行文化的风起云涌，第六代导演所构筑的城市影像几乎被流行乐队、自由职业者、院校学生、流浪艺术家等游民大军所覆盖，这些作品醉心于展示以摇滚为代表的亚文化对社会所起的变革作用，但同时也困惑于他们带来的道德败坏。

例如本文推荐的《长大成人》（1995年导演路学长）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因为影片表面上看是在讲述摇滚青年周青的成长史，但主题恰恰是反摇滚的。

当影片中的女孩对着舞台上正在演奏摇滚的周青大喊''流氓、流氓"的时候，‘'摇滚"与“流氓”就这样被顺理成章地划上了等号。刚好这时，蒋朋克端了一盆洗脚水上场了，他称之为行为艺术，这令人作呕的举动似乎在暗示观众：无论流氓如何摇滚、如何艺术，都不能改变其庸俗猥琐的本质。摇滚在影片中更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低级趣味产品，是令人腐化堕落的靡靡之音，与其说导演持有一种精英主义立场，不如说他更像是停留在Mao时代无产阶级文化专政的思维里，对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心生恐惧。

导演试图探寻后WG十年曲折探索时代的个人出路和文化选择，但充满悖论的是他却沿用了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依然采用二元对立式的叙述方式，从而将老北京与新北京、生产与消费、物质与精神、流氓与英雄等完全并峙起来，构成一幅对抗性的社会图景。

影片注意到了现代城市具有的矛盾性，一方面年轻人沉溺于摇滚的放纵、自由、享乐，另一方面却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失落。面对人们自我认同的困境，导演想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只能从非常有限而贫乏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寻找资源，使得整个影片沦为革命教科书一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翻版。电影英文名“Themaking of steel”（钢铁是这样练成的）正是本片的核心。

影片以自传体形式展开，从男主周青（朱洪茂饰演）的少年时期讲到青年时期，记录了在社会转型阶段年轻人的迷茫、困惑和无所适从。主人公周青从小家境贫困，他渴望通过弹吉他改变命运，但屡屡受挫，心理很自卑，直到遇见老工友朱赫来，他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朱赫来像一位仁慈的父亲一样关爱周青，为了挽救周青受伤的脚，他不惜把自己的骨头捐出来移植到周青的身体里，从而与周青产生了骨肉相连的关系。若干年后，当周青再次遭遇侮辱和殴打时，又是朱赫来出版的新书拯救了他的灵魂，让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这也就意味着两个人灵与肉的统一，或者说朱赫来成了周青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显然，电影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因为无论是人名、人物关系，还是故事基本框架等都形成了微妙的对应关系。影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失足少年如何寻找精神之父并重建自我的故事，但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神话。

尽管女孩在故事里反复称周青是流氓，但周青更像是一个潜伏的卧底，他虽然天天混迹于酒吧和乐队，但他根本不认同周围人的生活方式，乐队主唱的矫揉做作、纪文的狠毒霸道，还有蒋朋克的庸俗市侩都令他感到厌恶，他完全是迫于生计才勉强待在乐队，这些都表明周青更像是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时刻与流氓的腐化堕落生活做斗争。在导演的镜头下，北京这座摇滚之城仿若是新生资产阶级的魔窟，而所谓的行为艺术（现代都市文明）也不过是流氓的把戏和迷药，所以周青最后选择了逃离，向着朱赫来（英雄）所在的地方进发。然而，最令人吊诡的地方是，曾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柏林周游了三年的周青为什么没有被腐蚀，而那么多生于中国无产阶级家庭的兄弟们却成为了流氓？进一步问，流氓到底来自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究竟是曾经一无所有的社会导致了流氓的横行，还是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催生了流氓的文化？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影片难以自圆其说的谜题，萦绕在暧昧不清的主题和混乱的叙事中。影片试图通过朱赫来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老工人来激发城市年轻人的英雄主义情怀，但问题是如何解释在革命如火如荼的过去，周青所在的家庭和社群遍布了流氓式的问题少年，即使在他工作的铁路上依然遭到流氓式的老刘师傅的欺压。只能说，像朱赫来这种精神导师般的先进人物不过是导演主观臆想的结果，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兑现，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感动众生的大任。

如果说张元是通过《北京杂种》的流氓话语来颠覆国家机器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控制，那么路学长的《长大成人》更像是一部回归革命英雄主义的投诚之作，其作品具有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恰恰表明了它在反叛之外难以找到重建价值理性和自我认同的尴尬，其空洞的道德说教也只能是原有政治意识形态余威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