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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电子版
双重记忆：田本相的曹禺研究
——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胡志毅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田本相先生的曹禺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或者研究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研究在现在看来，是经典的、权威的，也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话剧研究的重大收获。田本相先生对曹禺的访谈和研究，更多的学者将他的名字和曹禺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记忆”。从《曹禺剧作论》《曹禺传》，到《曹禺年谱资料长编》，可以看出他一生在曹禺研究上的轨迹。同时，田本相先生也关注曹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
Mr. Tian Benxiang's research on Cao Yu tak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His research, from a contemporary point of view, is classic and authoritativ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sul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studies in the new era. Because of Mr. Tian Benxiang's interview and research on Cao Yu, more scholars associate his name with Cao Yu. This is a kind of "double memory". From On Cao Yu's Plays, Biography of Cao Yu and The Chronicles of Cao Yu’s Life, the track of Tian’s life can be seen in his study of Cao Yu. At the same time, Mr. Tian Benxiang also concer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Yu and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er.
关键词丨Keywords
双重记忆 田本相 曹禺研究
Double Memory, Tian Benxiang, Studies of Cao Yu
今年是曹禺先生诞生110周年，田本相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们采用文化记忆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田本相先生的曹禺研究。我在编辑《田本相著作评论集》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田本相研究曹禺，是有着自己的“交流记忆”的，如《苦闷的灵魂》，这种“交流记忆”发展成为“文化记忆”。而我在分析田本相研究曹禺的时候，也有“交流记忆”，希望也发展成为“文化记忆”。在这里，有一个双重记忆的问题。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人类记忆分为三个维度，个人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通过个人的交流记忆，才能发展成为文化记忆。[1](P10)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这两个神圣的殿堂来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就具有扬·阿斯曼所说的“记忆的仪式” （officiummemoriae)的意味。
田本相先生的曹禺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或者研究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研究在现在看来，是经典的、权威的，也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话剧研究的重大收获。田本相先生对曹禺的访谈和研究，更多的学者将他的名字和曹禺联系在了一起。
从《曹禺剧作论》《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年谱》《曹禺文集》，到《曹禺年谱资料长编》，可以看出他一生在曹禺研究上的轨迹。
同时，田本相先生也关注曹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杨景辉先生将田本相的有关论文搜集起来编成了《北京人艺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一书，其中有关曹禺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有三篇《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曹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为纪念北京人艺五十周年而作》以及《走进北京人艺的殿堂—我与北京人艺》等。
本文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对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以及曹禺与北京民艺术剧院的关系来进行阐释。
一、双重记忆之一：田本相的曹禺研究
对于我来说，田本相的曹禺研究是双重记忆，1982年，我读到田本相先生的《曹禺剧作论》。在我看来，《曹禺剧作论》是其学术的奠基之作。我曾经反复阅读过田本相先生的《〈雷雨〉论》《〈日出〉论》《〈原野〉论》和《〈北京人〉论》。曹禺前期的四大名作，可以是扬·阿斯曼所说的“卡农”或者“正典”（Kanon），用阿莱达·阿斯曼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的话说，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神话”[2](P83)，或者借用卡西尔的话说，就是“国家的神话”。
潘克明指出：
《曹禺剧作论》又可说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不仅因为它是第一部，而且在于著者研究的思路和提出的问题多有独到之处和启发意义。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曹禺“这一个”剧作家的思路和艺术的特点，从创作个性、现实主义和话剧民族化、群众化这三个相互有紧密联系的方面，对剧作家的创作道路进行多元的深入探讨。[3](P241)
《曹禺传》则是他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田本相先生撰写《曹禺传》这部传记的时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最平静的时期，他说，他甚至为此都没有参加关于“戏剧观”的大讨论。我觉得，田本相先生在撰写这部传记的时候，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状态。他曾经创作过小说，并且投过稿，但是没有刊出，后来又开始写作文艺评论。这锻炼了他的文笔，因此，在写作《曹禺传》的时候，他的研究进入了最佳的状态。
田本相先生请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宁宗一教授撰写了序，他是田本相先生从鲁迅研究成功地通过曹禺研究走向中国话剧史研究的见证人，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本相剧学”的概念。他认为，本相剧学之所以自成一家，我们不妨遵循其发展脉络，总结出一条鲜明的红线，即走进曹学，拓展话剧学，倡言诗化现实主义，最后建构了本相剧学的诗学体系。[4]这个序言可以说是“本相曹学”“本相剧学”的高度概括。
《田本相文集》收录了田先生关于中国话剧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和电视文化学的研究的论著，主要以中国话剧研究。田本相先生主编的著作在文集中没有收录，其实像《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中国新时期戏剧述论》《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三卷本和《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不仅是出自田本相先生的思想，而且也渗透了田本相先生的心血。
编者将以往评论田先生论著的文章收集齐了，其中不仅有朱栋霖教授《读〈曹禺剧作论〉》，也有朱栋霖教授为田本相先生《曹禺剧作论》再版作的序言。
朱栋霖在序中说：
田先生在《曹禺剧作论》中论述曹禺是一位“内心滚沸着巨大热情的作家”，剧作家紧张的思考与探索，和他的紧张热烈激荡的戏剧风格。我看到的是，田本相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内心滚沸着巨大热情的”戏剧理论家，他对戏剧研究、戏剧事业的永远保持一股热情三十年来持续激荡，从《曹禺剧作论》到《曹禺传》再到《苦闷的灵魂》，他始终在紧张的思考与探索，一部较之一部地把曹禺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5](P50)
这种评价只有自己也是深入研究曹禺的学者才能写出来，其中“持续激荡”是非常富有激情的评价。
在这一类评论中有姚锡佩的《〈曹禺传〉、〈曹禺传〉的社会效应》和《重读〈曹禺传〉》，邹红的《田本相新时期曹禺研究》等。评论者尤其是对田本相先生在曹禺研究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田本相先生从曹禺的剧作发现了诗化现实主义的理论命题。如焦尚志教授说：
田本相先生关于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特征的揭示，首先在曹禺戏剧研究上获得了突破。以此为出发点，田本相又通过许多年对中国话剧全面、系统地考察与研究，尤其是对一批优秀的、经典性话剧创作的深入研究，发现诗化特征在中国现实主义的杰作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存在，因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又进一步作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重要论断。[6](P15)
《曹禺访谈录》的评论，有15位学者发言，其中有严家炎、徐中文、李希凡、李玉茹、刘厚生、苏民、董健、朱寿桐、郭启宏、吴福辉、孙玉石、王景山、舒乙、樊俊等。座谈会后严家炎、王景山、董健、孙玉石、郭启宏、李玉茹、万黛、万昭、朱寿桐、章俊弟、邹红、秦晴等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专文。他们认为，《曹禺访谈录》是一部现代文学大师的口述史，这本书以原生态的方式呈现了曹禺80年代以来面对相知者敞开心扉的几十次谈话，“大概还没有一个人像本相这样对一个作家进行这么多的研究，来探索一个作家的灵魂”（李希凡），“它们都是研究现代戏剧的文化积累，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积累”（刘厚生），“它使我们从作品以外的另一条途径，了解到曹禺的性格和经历，苦恼和追求，触摸到他的情感和灵魂”（严家炎），通过《曹禺访谈录》，“重新认识曹禺的作品，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自身的灵魂”（孙玉石），“这部访谈录通过对大量史实史料的微观审视，打开了对曹禺以及对中国话剧发展史进行宏观把握的大门”（王景山）。“觉得此书之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许多史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带领我们接近了曹禺的灵魂!对曹禺研究来说，这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不会再有访谈的机会了”（董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大师赤裸的灵魂—一个真实的曹禺！”（郭启宏），在《访谈录》中“田本相先生尽量把曹禺先生思路的跳跃性和常用的语汇，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看了感到，仿佛曹禺就在你面前，坦坦荡荡和你说着心里话，是那么亲切，那么贴心”（李玉茹）。是可以和撰写歌德谈话录的艾克曼可以媲美，甚至超越的“访谈录”（章俊弟）。“苦闷的灵魂”是曹禺先生的内心真实写照。
我觉得，田本相先生的曹禺研究，达到了他所能研究的极致，我曾说，你能想到的曹禺研究，田本相先生几乎都研究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穷尽了曹禺的研究。
田本相先生去年去世了，不仅是中国话剧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曹禺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应该在田本相先生的曹禺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曹禺，开创曹禺研究的新的历史阶段。
这是曹禺研究界面临的处境。
从田本相先生的学术地位来看，朱寿桐教授认为，田本相先生是学术大家；再从田本相先生培养和影响的学者来看，穆凡中先生提出田本相学派，但是出于谨慎起见还是慎言“学派”，就像慎言“大师”一样。丁罗男教授从当下学科建设的角度认为，田本相先生是话剧界的领军人物。而笔者认为，可以提出现了一个以田本相先生为首的“学术共同体”，因为，田本相先生以其学术领袖的坚韧的气质，统御了一支话剧研究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了他的朋友、同行和学生，在话剧研究界，显示了一种筚路蓝缕、生气勃勃的精神！
田本相先生会研究曹禺，将研究和创作结合起来。
田本相创作过关于曹禺的《弥留之际》，他把曹禺临死之前的种种梦幻写出来了，把曹禺晚年的苦闷写出来了。这个戏在香港、澳门和北京演过三个版本。我曾经想给田老师写一篇评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淡忘了。
我依稀记得，这三个版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钟海导演的版本是将曹禺和其朋友的关系删减了，保留了曹禺剧中的人物贯穿全剧。沈阳师范大学王延松导演的版本却是忠于原剧，将曹禺弥留之际的整个过程表现出来了。
王延松导得非常自如，在一个病房里，曹禺进入弥留之际。但是舞台展示了不同的空间，一会儿回到年轻时期，一会儿进入他剧中的世界。空间调度非常自由。
二、双重记忆二：田本相论曹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田本相研究曹禺，不仅停留在剧本上，而且还延展到曹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上。在这里，有一个扬·阿斯曼所说的“从仪式的一致性（rituellekohrenz)向文本一致性(textuellekohrenz)的过渡”[7](P86)。曹禺的剧本在北京人艺上演，用阿莱达·阿斯曼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的话说是“民族国家的记忆”[2](P80)，这种“民族国家的记忆”，也是是“国家的仪式”。
在杨景辉编的《北京人艺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一书中，其中有关曹禺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有三篇《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曹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为纪念北京人艺五十周年而作》《我和北京人艺》等。
我曾经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点评田先生的《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现在参照田先生的《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可以看出，田先生对于曹禺的评价升华了。也就是说，田本相先生研究曹禺，将曹禺置于“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和“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的高度来审视。他说：
曹禺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戏剧成为探索人性秘密的试验室，他是人性复杂的揭秘者和考察者，也是人性的深度和广度的探测者。[8](P55)
在《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中，田本相先生说：
在曹禺苦闷灵魂的深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一个伟大的渴望自由的灵魂。[9](P63)
《曹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为纪念北京人艺五十周年而作》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田先生真正研究曹禺与北京人艺关系的力作。
田本相先生说：
北京人艺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蜚声世界的剧院，能够成为一个独具风格，自成一派的剧院，与曹禺先生是分不开的。
他认为：
曹禺不但是北京人艺的缔造者，组织者之一，而且自建院之日起，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剧院的建设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可以说，他把自己大半生都献给了北京人艺。[10](P72)
这两段评价高度概括了曹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
田本相先生以为曹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在于：第一，建立北京人艺，可以说是他的夙愿。第二，是曹禺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声望、他的艺术品位、他的艺术修养，不但规范着制约着北京人艺的艺术格调和艺术品位，而且是的剧院得以团结一批艺术家，并得到郭沫若、老舍、田汉等人的大力支持。第三，是作为一个院长对总导演焦菊隐的信赖和支持。总之，他认为曹禺先生作为北京人艺的院长，他的艺术经验和艺术风范熔铸于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中，成为北京人艺的艺术精神和艺术灵魂的支柱。[11](P274)
田本相从曹禺与北京人艺的创始时期的四巨头，即他与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一起畅谈72小时，这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丹钦科的48小说谈话可以媲美。
田本相说：
如果说，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作成功地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创造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那么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的合作，则成功地创办了北京人艺并缔造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在中国话剧史上将是永远值得纪念的。[10](P76)
北京人艺夏淳导演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欧阳山尊导演曹禺的《日出》，林兆华导演曹禺的《北京人》，李六乙导演曹禺的《原野》《北京人》《家》以及特邀陈薪伊导演的《原野》等，田本相先生也论述了《日出》《原野》《家》等。
田本相先生对李六乙导演的《原野》《家》是有褒贬的。他说：“六乙的景，解构了曹禺的景—曹禺的戏剧意象，曹禺所精心创造的诗意的、象征的、表现的而不是再现的，但却是一个蕴藉着深厚的‘好黑的世界’！六乙的戏剧陈述，在我看来也是不大高明的叙述—所谓‘片断性的、不完整的、碎片的’叙事，解构了曹禺的非常好看非常耐看的有机的、完整的、耐人寻味的戏剧故事”[12](P156)。
田本相先生对李六乙导演的《北京人》作了肯定的评价，“从《北京人》，我看到六乙在舞台艺术处理上，这种对曹禺戏剧诗意的开掘和呈现；看来，似乎不是老人艺的艺术风格，但是在艺术上，却是像焦菊隐那样注重对剧本的诗意呈现。”“《家》的演出，让我高兴的是，他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的；作了一次更为有益的探索。”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或者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这是田本相先生研究曹禺、研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大贡献，他研究北京人艺的《以诗建构北京人艺的艺术殿堂》一文是其代表作。
但田本相先生对北京人艺特邀陈薪伊导演的《原野》则有微词，尽管她运用了“总体体艺术形象”—“人是会思考的芦苇”，田先生认为，用“芦苇意象”代替“黑森林”，“成为与故事缺乏有机联系的附加物，是硬‘罩’上去的。”[13](P187)
田本相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身，从鲁迅转向曹禺研究，从而研究中国话剧文学，但是田本相先生非常重视戏剧的舞台研究，他生前想主编一套《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史》，他自己已经主编完成了《中国话剧表演史》，田本相引用曹禺的话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着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
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的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美，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看见了万相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的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14](P355)
田本相先生现在和曹禺先生不仅继续访谈，研究曹禺和北京人艺，而且一起在天堂观看北京人艺的戏剧演出。
参考文献
[1]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M]//陈新，彭刚.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潘克明编著.曹禺研究五十年[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4]宁宗一.本相聚学浅论[M]//胡志毅编.砚田集：田本相学术著作评论·序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朱栋霖.《曹禺剧作论》序[M]//胡志毅编.砚田集：田本相学术著作评论·序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焦尚志.热情·激情与创造性[M]//胡志毅编.砚田集：田本相学术著作评论·序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会议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田本相.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M]//论北京人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9]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M]//论北京人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10]田本相.曹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为纪念北京人艺五十周年而作[M]//论北京人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11]田本相.走进北京人艺的殿堂—我与北京人艺[M]//论北京人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12]田本相.对《原野》和新版《日出》的断想[M]//论北京人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13]田本相.新排《原野》：解读与创新的偏离[M]//论北京人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14]曹禺.攻坚集·序[M]//曹禺全集（第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学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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