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辉煌历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此，宣传部特开辟百年党史专栏，和大家一起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

——学校党委宣传统战部

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也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国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怂恿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指望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苏联政府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但因为担心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攻而不愿意过早地卷入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严重威胁当地中国驻军，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1937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拟用八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在华中，拟用五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拟用一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各战略要地。按此计划，日军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兵力，由1936年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

为了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总数达30.4亿日元，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1937年1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蒋介石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并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五六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关东军首脑人物坚持主张首先击败中国来加强对苏战备。6月初，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近卫文广林吕受命组阁，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军部、财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上台后，继续强化战争体制。这时，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华一击论”占据上风，以为侵华战争一旦发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动摇，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达到降服整个中国的目的。它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潜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和战地的工人、农民群众，积极组织和参加募捐、救护、运输等多种战地服务，全国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给前方将士以巨大鼓舞。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这种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磋商，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十九军官兵虽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牺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从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初，日军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为了直接打击中国政府，并对西方各国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决心把战争迅速扩大到上海。日军在上海早就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派军舰和特别陆战队，并加强其驻淞沪的海军第三舰队。驻上海日军一再向中国军队寻衅。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哨兵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8月11日，中国政府令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开赴上海市区组织防御。8月13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中国军队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张治中率部奋起抗击，中国空军也出动参战。淞沪战役由此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全国划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为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第二战区为山西、察哈尔、绥远；第三战区为苏南、浙江；第四战区为福建、广东；第五战区为苏北、山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中共代表在庐山的活动仍加以限制。这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未获结果。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及第七七○团，第一一五、第一二〇师的部分直属队，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这样，散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除将在西安的红军西北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外，还陆续在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

在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有意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刁难。9月初，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坚持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周恩来致电国民党方面，要求立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按共产党方面推荐的人选，以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宣言所提基本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对宣言中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潮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10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9月，沙千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在何香凝、宋庆龄倡议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7月在上海成立。8月，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侨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他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团体。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重要利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打破了它们在中国的势力均衡。日本全面侵华，进一步排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在华利益，并削弱其在中国及远东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国家的密切关注和不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表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并力求西方各主要国家出面干涉。但英、法、美等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和中国抗战均采取两面政策。它们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资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牺牲中国部分权益，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

英国在中国有着巨额的投资，但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由于德、意两国的扩张，欧洲形势动荡不定，英国根本无力对远东局势进行干涉，因此，它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持观望态度，并把避免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敌对行为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它既担心日本利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机，侵吞自己的在华利益，又担心介入中日战争对己不利，所以只是要求中日双方“克制”，并进行所谓“调解”，而不敢联合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1937年12月，日军在长江上攻击多艘英、美船舰，“帕奈号”被击沉，伤亡达数十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曾一度拉拢美国，希望对日本联合采取强硬行动。由于美国不愿卷入对日本的直接冲突，英国的计划最终落空。此后，英国对日态度更趋消极。1938年5月，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占领区过去积存的和以后收取的税款一律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同意支付中国政府已从1937年9月起停止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作出的这一重大让步，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大部分海关收入，因而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法国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持中立态度。对于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购买军火的要求，法国政府总是力图回避。在日本的压力下，1937年10月18日，法国内阁会议决定禁止通过印度支那运送军用物资到中国。中国政府对法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并展开积极的斡旋活动。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和交涉，中法两国达成并开始一些合作项目。法国还允许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转运中国，但数量有限，且限制很多。

美国长期奉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自然与这种政策不能相容。美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对日本侵略表示不满。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认为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一致行动，像隔离传染病一样隔离战争。他强调：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战争的。但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各大财团的压力和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未能采取实际行动对日本进行约束。尽管中国政府及国际正义舆论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美国的许多公司和企业仍然与日本保持原有的贸易关系，继续向日本出售可用于战争的物资。当在中国长江上发生日本攻击英、美船舰的事件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冲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随着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趋于严重；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把日本拖入持久消耗战的事实，也使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信心。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随之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1938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由于日本对中国军民野蛮轰炸，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滥施轰炸的国家出售飞机和航空设备，美国国务院将极不乐意地签发此类许可证。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美国的绝大部分企业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

国民党政府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因而积极推动以九国（中、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公约签字国为基础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但1937年11月3日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拒绝出席）上，中国代表多次发言，要求与会国对日本采取积极具体的制裁办法，停止向它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英、美、法等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态度暧昧，除了泛泛地发表谴责言词、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外，根本不愿率先制裁日本，暴露出十足的绥靖主义立场。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事后评论说：“为应付远东局势而举行的这次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主要不是一个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或解决中、日冲突的工具，而是一个为英、法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是“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

德国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中国全国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较为密切，两国政府保持着比较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曾把获得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德国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并进口军备原料。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政府声称对中日冲突持中立态度，但是继续维持着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也参与了对日作战的指挥。1937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充当日本的“说客”，两次出面“调停”中日关系，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的“议和”条件。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妥协投降，蒋介石害怕“被舆论的浪潮冲倒”，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德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为争取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于1937年11月同日本、意大利订立反共公约。1938年以后，随着法西斯分子全面控制德国政府，德国相继宣布承认“满洲国”、撤离在华军事顾问、禁止军事物资输入中国。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德之间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易货贸易，大量的德国军火通过苏联、印度支那和缅甸运入中国。

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对苏联的重大威胁，特别是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客观上促使了1929年以来中苏对立关系的改善。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通过该条约不仅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4.5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遣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特别是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这种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给予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美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友人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德国友人，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简称工合)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他们全心全意支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和献身精神，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永久怀念和高度敬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人民首先在东方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反过来又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团结起来，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应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国抗战首先是联合苏联，同时还要争取英、美及全世界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当然，对英、美这样的国家，既要警惕和反对他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也要看到他们同日本的矛盾，尽可能联合他们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出品 / 浙江经贸学院官微

编辑 / 汤赟浩

责编 / 李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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