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大学精神
——谨以此文献给建党100周年
赵剑华 保山文化研究院
2017年1月17日—24日，我随保山学院领导干部和学科带头人培训班（第一期）到中组部西交大干部培训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期间聆听了西交大培训中心安排的6个专题辅导课，参观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培训班内部组织的讨论，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也引起了一些思考。现将当时笔记整理为文，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纪念。
1、 红色山水，创业豪情——关于理想和信念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一次到延安，第一次听到系统介绍西安交大的“西迁精神”。无论是到现场参观还是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讲述，心中都受到震动，受到教育，涌起波澜。
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我知道自己在走进一段特殊的历史，脚下的每一步路瞬间都变得很沉。办事处运行的那个时期，西安是一条分界线，留下或者往回走，就是“正统”所在，就是相对安逸和有保障的生活，至少是在原来的轨道上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往前走，则意味着把自己投入到了一个只拥有寒苦贫瘠的弹丸之地，四面大兵压境，被“正统”定性为“匪”，随时被征剿，却有着崇高理想的一群人当中，去经历战火，去面对艰辛，去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却是一无所图，只有远方的理想和心中的信念。对那些一腔热血来到这里转道延安的进步青年，进还是退？一念之间，最后的选择，就在西安！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那些规整、低矮、色调低沉的房间里穿行，斑驳的历史遗留中，那些毅然向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仿佛就在眼前，他们装束粗陋，目光坚定，心怀理想，冒着“白色恐怖”的巨大压力，以“半地下”的方式，舍弃过往的一切，为的就是拯救民族的危亡，为的就是为苦难深重的国家寻求一条光明之路！
牺牲自我，奉献一切，把舍弃利益甚至生命去追求“道”和“义”的实现视为最高价值，这是从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历朝历代不绝如缕，时时闪现出耀眼光芒的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禀赋。而此时，历经辛亥革命以后近30年的求索，国族的命运依然迷茫，而日本人的入侵又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悬崖。国难当头之际，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最大的牺牲和奉献以拯救危亡成为那个大厦将倾状态下的时代精神。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救亡大旗和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成了那些以身许国的热血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
那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做过短暂逗留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干部、革命者、进步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牺牲在战争年代，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人成为了新中国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无论后来的个人际遇如何，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整装北行之时，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最先进的力量，他们就是那个时候中国的脊梁！
在延安，天气比地处关中的西安寒冷不少，宝塔山兀自高高矗立，延河水正处于干枯季节，干涸的河床中布满卵石和沙洲，一洼一洼的的水已经结上冰碴，山和水，比周围的护栏、马路、高楼有更浓烈的历史感。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旧址的窑洞还没有被周围的现代建筑淹没，那组占了半座山向阳一面的窑洞像无数双眼睛还在倔强地盯着这个世界，好像穆青、范长江们还在里面忙碌地抄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讯，编发革命根据地和全国抗战的各种消息。那时，这里是中国能够为社会提供真实消息和“正能量”的重要源泉。
杨家岭到了，很小的一个山沟，很简陋的一排窑洞，还有礼堂、机要室、警卫人员的住所，山谷底说是毛泽东他们耕种过的那块菜地有点背阴，此时已是布满积雪，半山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居住的那些窑洞狭小超乎想象，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那次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所坐的石桌和石墩还在，朱德家的那口水井已经干涸，任弼时家的短墙外就是长满榆树和荒草的山坡……
就在这里，就在和现在在深山里种树、种果木或者种茶处于创业期的一户农民所拥有的条件也相差不了多少的山沟里，在外围强敌压境，头上飞机轰炸，物资供应匮乏，手中的力量也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毛泽东他们就像乘坐在汪洋大海中的一条木筏上的水手，奋力划桨，勇敢向前。他们指挥着在外线的十多万军队英勇抗敌，越战越强；他们书写文章，分析形势，指明方向；他们发表充满革命的烂漫主义的谈话，激励全国民众；他们召开后来对国家的走向发挥重大影响的会议，作出重要决策；他们甚至还研究哲学，探讨未知……站在杨家岭冬天刺骨的寒风中，我努力揣想这群面容清瘦，衣履单薄，甚至经常食不果腹的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和中年人的心路历程，思考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焕发出如此坚韧的状态和如此巨大的能量？
我突然觉得，在这里，我们经常挂在嘴上，心里却有点笼统、有点抽象的“理想信念”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摸，具体而生动！以这群人的智慧、学识、能力和之前的地位以及家庭条件等等，他们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去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也绝不会落于人后。是为中华民族寻求一条光明之路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息奋斗的坚强信念，让他们选择了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地撞向那座“黑暗的大门”的革命道路，一路直面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艰险与困难，走向胜利。他们也是用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引领和教育我党我军，才使我们的党和军队成长为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
无论是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发奔赴延安的男女青年，还是在延安杨家岭的狭小窑洞里筹划中国革命大业的领袖，有了他们，那时的中国才有了一抹亮丽，那时的中华民族才能在最艰难的时刻保留了一份蓬勃的生机！胸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不息奋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最根本的保证！
在西安交大，我看到并深入体会到的却是和平年代在坚定的理想信念引领下艰苦创业的典型。1956年，中国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的上海交通大学（其前身为创办于1898年的“南洋公学”）按照国家的部署举校西迁，落户西安。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结束，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已经成型；“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三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比刚解放的1949年有了显著发展，却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状态；革命时期的激情和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退，反“冒进”与反“保守”的争论却已经摆到桌面上，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厘清了党内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服从国家发展大局，一群来自黄浦江畔操着吴侬软语的文弱书生，来到了民风粗犷，山寒水瘦的大西北，在西安城的荒郊野外安营扎寨，伐树割草，填沟建房，开始了新的创业。这群有不少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专家、教授、工程师的创业者，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使学校落地生根，重上征程。
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西安交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始终是中国最顶尖的工科大学之一。在这所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里，那些长得很高的梧桐树掩映下分布着众多已经变得有些发灰的红砖房，在这些已经矗立了大半个世纪的楼宇间行走，你经常可以看见某一幢老房子一道低矮狭窄的小门一侧，动不动就会挂着一块“××国家实验室”的牌子，这里正在进行的，也许就是一项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在这里，无论走到哪里，当年的因陋就简和如今的俾睨天下相映成趣，标志着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沧桑历史和高端地位。可最吸引我的，却是弥漫在校园处处的一种气息，一种朴素、踏实、意蕴深厚的气息，这种由岁月和这块土地的主人的活动蕴积而成的气场，构成了这所大学与其他任何大学迥然有异的气质和禀赋。
在聆听了西交大党委杨副书记关于“西迁精神”的介绍后，我似乎获得了一份可以窥望历史和探究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的行为逻辑的机缘。那时候，“西迁”绝不仅仅是一次物理意义上的移动，从国家层面说，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新布局；从学校层面说，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再次创业；从个人层面说，则是个体在大时代面前别无选择的奉献和牺牲！对此，西交大的创业者们没有任何退缩，勇敢地肩负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在西交大的校园里来去，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着一个词：风骨。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最具有当担的一群人，他们坚持真理，守护正义，忧国忧民，百折不挠；另一方面，他们尊重知识，推崇学问，注重个人修为与节操，专心于思想建树与文化传承，构建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堂堂风骨。只是科举制度的长期侵淫，日益消弭了皓首穷经，安贫乐道的“士”和“绅”与封建体制之间的“防火墙”，扭曲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造就出不少《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的反面典型，加之历史上每有正统之争，就会拿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为己任的儒家意识形态说事，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群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往往会不惜对读书人肆意诬蔑，贬损备至，也给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大大减分，把中国的读书人塑造成了迂腐颟顸、百无一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体制的附属品和工农大众的对立面。我们研究历史，仔细辨认之下，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它们的价值天平上，就会成为至高无上的坚守与追求。哪怕历经万千磨难，哪怕舍弃身家性命，“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甘于寂寞，潜心思考，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们不辞劳苦，学有专攻，醉心于探索与创造；他们激扬真理，唤醒民众，铁肩当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亲民爱国，嫉恶如仇，常常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发出正义的声音……有了这些，中华文明才如此厚重而丰满，中华民族才如此优雅而具有风骨。
西交大的“西迁精神”被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这便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当时的西迁先行者们，在他们的身上，既秉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又满怀跟着党走，建设国家的坚定信念，没有环境条件和个人得失的算计，没有大专家大教授你就得像金丝雀一样宠着我的矫情，他们脚踏实地，牺牲自我，把自己融入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洪流中。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没有能够取得与他们同时期其他国家水平相当的同行一样的研究成果和创造发明，可它们作为创业者，在国家发展的程途上，却是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们应该因此享有创业者最高的荣耀！
听西交大的老师介绍，最初的创业者现在在世的已经寥若晨星，有几位还居住在西安的老者，竟不肯搬离他们当年建成的已经十分老旧的房子。可以想象，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房子，标准、质量、老旧程度，按现在一般的眼光来看，肯定早已不堪居住，可那些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居功至伟，国家现在也肯定给予他们很高荣誉和优厚待遇的这些老人为什么不肯搬离？是什么牵绊着他们呢？
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向全党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号召。我想我们需要始终不忘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所确立的为中国寻找富强之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是在战争年代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英勇奋战的坚定信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心为了人民利益国家前途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那些仍然只愿意住在老旧狭小却具有标志意义的蜗居里的老人的选择或许就是一种象征，那里是他们创业时的出发地，那里是他们用一生生命恪守的初心之所在，他们以此向这个目迷五色的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百年积淀，凝聚成魂——关于大学精神
在西安交大，聆听了李德昌教授《信息科学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李忠峰教授《加强本科生教育的举措》、胡书孝教授《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韩鹏杰教授《传统文化与领导干部多元化思维》、施秉银院长《为了健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王秋旺教授《大学教育中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等六个讲座。六位老师都是本专业的大家，六个讲题各擅其长，兼容并包，都有精心的准备，无论哪个话题，都是旁征博引，举重若轻，神采风度，尽显名校风范，听来如沐春风。只是除了王秋旺教授的讲座庶几有所关联外，其余各讲内容基本上与西交大的专业特点无关，特别是李德昌教授关于“势”科学的研究和韩鹏杰教授从《道德经》中解读领导科学的讲解，更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西安交大作为工科大学，一直以工程类专业为其根本，其专家队伍及研究方向，应该也是以理工类为主，人文科学，按原来的想象，无非就是比较边缘的“公共课”而已。自从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以来，我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以学科作为办学的分野，来筹划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近些年来才有人忧虑于我国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缺失和文化本体的迷乱，提昌“博雅”，倡导学习“国学”。也有了一些作为，但长期忽视造成的断裂，以及在高度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这样的主张，谈何容易！
可是在西安交大，看到的却是一位搞力学出身的教授（李德昌）在研究“势”科学，还能自成体系，造成影响，学校也支持其著书立说，自立门派；哲学教授（韩鹏杰）可以专心研究《老子》而自成一家，谈的却是领导科学。他们都可以和国内任何一所以人文学科为主的高校的学者比肩，在西安交大读书的学生，就可以通过课堂、讲座、阅读他们的著作接受影响，开阔视野，追随学问，丰富思想。这使我一直在思考在西安交大这样一所理工科大学里，人文学科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科研的老师的状态何以能够如此？
大学精神的要义是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这也是从大学诞生之日起社会赋予它的责任，也应当是大学自我身份定位的一种自觉。怎么样把这些原则变成具体的制度、政策、传统，进而内化为学校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课堂、每一个地点都会体现出来的禀赋和气质，也就是属于你这个学校的大学精神？在上述的两位教授那里我看到的是，无论你是不是“主流学科”，只要你是大学老师，你就必须踏实地追求学问，有所建树；只要你是西安交大这样学校的老师，你就必须在学问上定立更高标准，追求卓越。从学校层面说，我看到的是西安交大对不同学术追求的包容，对创造和探索的鼓励，哪怕是比如自动化工程、航天工程、力学这些核心的学科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只要你是探索未知，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不成熟也没有关系，会给你足够空间，会给你充分支持。
对知识和学问的追求，才是构建大学精神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学问，不能站在本学科的前沿，何来创新？没有学问，不能站在更高立足点上，何以批判？没有学问，不具备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和专业服务，何以关怀？对学问的追求，应该是大学精神最基础的部分，有了这个，大学才能形成一种气场，一种可以激励甚至迫使在此供职的人必须遵循的科学态度、文明风范、价值观念，它在无声地宣告：跨入此门者，拒绝平庸！
上世纪末我国大学实行“扩招”，一方面为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到大众化教育提供了契机，给许多年轻人提供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也为我国这二十年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另一方面却让我国的大学进入历史性的“转型”而普遍陷入了严重的“贫困”，原有的办学资源被摊了大饼，“文革”结束以后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并不充沛的人才、学术和精神资源被严重稀释。大学不再是圣神的殿堂，这是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阶段的必然结果，意味着历史的进步，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却是大学老师不再是令人敬仰的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者、道德和真理的追求与恪守者、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后来提出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更是使得大学与整个社会一起变成了名利场，大学校园里趋利之风盛行，很多学术活动动力不是来自于对学术的追求，指向仅仅是评个职称，拿点经费，于是学术造假、文章抄袭之风致使刊物编辑发文章前都得来个“查重”！一知半解就敢于搞课题、出”专著”，过程中却不愿意下真功夫，东拼西凑，交差而已。
这几年大学精神的培育又开始频频提及，各种专题性的研讨会、期刊上的研究文章也多了起来，最近几年要求每所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对此也要有所表述。可是实际的操作却是头绪不多，也难以着手。大者是环境所致，在现行体制下，大多数高校校长能做到的都是教育学生胸怀天下，而自己则只能胸怀本校，功利主义魔棒驱使下的高校只有日趋同质化一途，舍此就要“落伍”；中者是对“大学精神”的认识和研究还有所欠缺，在大的原则或者是大家都操着相同说辞之下如何结合本校实际搞出一套可以落地的具体做法，从而日积月累，积沙成塔，大不容易；小者是动力和载体不足。载体是人，动力也来自人。这几年的高校在人才建设上实际已经摆脱了十多年前的那种颓势，大多数学校都已经拥有一个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教师群体，尤其是青年教师在这个群体中占了大多数，使学校的发展具有了巨大的潜力。但从更高的标准看，学校还是缺少个性鲜明，干劲十足，眼界开阔，心存高远，爱岗敬业，踏实工作，有所追求对学问有着抱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甚至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并对“大学教师”这一身份有足够的敬畏和自豪的真正学者或未来学者；没有形成声气相通，目标一致，相互砥砺，锲而不舍，不断奋进的学术团队，致使专业学科建设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大多数只是依据“规划”谋划发展，很少能按照自身人才优势和学术储备进行专业学科发展规划，更很少。
这些都使得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创新能力十分有限。许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总结得很好，但细细想来，其中真正的“创新”，又有几何？这就使得无论大学教师个体还是大学整体，都缺乏必要的底气。大学精神属于“形而上”的范畴，需要日积月累，长期铸造。当大家都忙于“形而下”层面的计算，以应对各种评估、考核，却由于不能加以量化而很少有人在意一所大学的禀赋、气质和学术个性这些可能更具有根本意义的要素，大学也就难免变成很少在精神层面有所追求的教育机构。
可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见闻却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一所百年大学的底蕴。追求真理，追求学问，对时代的要求勇于担当，为塑造民族的未来打造根基，这不就是一所大学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吗？在我们正在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表面的凌乱或浮华之下，更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沉稳的积淀，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新的历史！
作者：赵剑华 保山文化研究院
排版：彭 熙
审核：张雪梅 段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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