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55】中央红色交通线精神_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忠于信仰、忠诚使命的献身精神，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自律精神，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为民精神。

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根据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开辟、建立了红色交通线。主要有：大革命时期为了加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开辟的国际交通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对全国苏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而创建的由上海党中央机关通往全国各根据地的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主要交通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党中央通往长江局（南方局）、北方局等各根据地的红色交通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的南方交通线，又称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蜿蜒曲折数千里，沿途岗哨林立，处处危机四伏。这条交通线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并安全护送一大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被誉为“中央苏区的血脉”。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周恩来亲自领导组建中共中央交通局，在南方建立一条由上海经香港，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上杭、长汀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史称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

事前的1930年春，受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福建省委委派，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卢肇西抵达上海，同时广东省委的重要交通员李沛群也到达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周恩来亲自接见卢肇西，指示其制定建立“工农通讯社”作为武装交通机构开辟秘密红色交通线的具体方案。1930年秋，卢肇西从上海回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在闽西永定金砂古木督正式成立了闽西工农通讯社，闽西各县建立分支机构，称机要交通网。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直属中央政治局，又称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陈刚为副局长，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下设总站、大站、中站、小站，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

交通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站线正式建立。南方线分为4条支线（其中前3条线路先后被敌人破坏）：上海—香港—南雄—江西；上海—香港—汕头—黄岗—饶和埔—闽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梅县—蕉岭—平远—江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瑞金，长达数千里。南方线又称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即史学界常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初期有水、陆两条，水路由上海—香港—汕头，沿韩江乘船经潮州—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青溪村沙岗头（沙岗市），走山路经多宝坑、洋门、党坪、铁坑、伯公凹（原归大埔管辖，现归永定管辖）进入福建永定桃坑，经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陆路由上海—香港—汕头，走饶平黄冈到大埔东部苏区的枫朗和村，进入福建永定，经上杭、长汀抵达江西瑞金。蜿蜒长达数千公里的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上，由于护送领导和运送物资大多在夜间行动，交通员们风餐露宿，克服重重困难，甚至不惜献身，为保障交通线顺畅运行，涌现了一大批烈士和无名英雄。

从1930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有200多人，规模比较大的有3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之交，当时革命形势较好，为了发展扩大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加强领导。任弼时、刘伯承、徐特立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央苏区的。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果断机智指挥下，干部及时转移。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经此线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等。此外，从这个通道进入苏区的紧缺物资无数。

这条秘密交通线被称为“红色血脉”，也有中央领导称之为“摧不垮打不烂的地下航线”。

忠于信仰、忠诚使命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精神基础

中央红色交通线斗争艰苦，环境复杂，困难重重，交通员们正是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下，对党忠诚、牢记使命、不畏强敌，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确保护送任务的圆满完成。

突出政治要求。对党的忠诚，是选拔交通员的第一关键要素。据有的资料介绍，“中央对交通员的要求很严格，一，要党龄较长；二，要对敌斗争有一定经验；三，要政治坚定，一贯表现好；四、要身体健壮。交通员还要忠于党的事业，坚强不屈；严守纪律，不怕任何困难；在对敌斗争中胆大心细，勇敢果断，机警灵活，随机应变和善于隐蔽。” 为了选拔出立场坚定的工作人员，红军军官学校的班长且是共产党员的是首要人选，“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经过红军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班长及以上的干部，都是年轻、勇敢、机智、灵活、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正是严格的政治把关，中央苏区红色交通工作的人员，对党绝对忠诚，政治立场坚定，军事技术过硬，头脑机警灵活。

严守政治纪律。交通站作为整个中央红色交通线的枢纽，在文件、物资、人员护送等方面都承担着极大作用。为了更好开展交通站的工作，交通站专门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一是交通员一日走40-70华里，机要文件要昼夜兼程100里，保证文件命令准时到达；二是在白区，每个省委都有两个交通员，同中央交通局联系，白区的交通员，不准泄露任何秘密，不准谈来龙去脉，除直接口头向上、下级传达或汇报外，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保持单线联系，交通站的专项经费，任何人不得动用或挪作他用；三是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 聂荣臻元帅对此记忆深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自己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的过程：“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在护送过程中,交通员们凡有村庄不能进，看到有炊烟或听闻鸡鸣狗叫都不能靠近，只能绕着村庄走。白天也不能走路，只能在山林里搭个树叶窝棚用以藏身，晚上方可悄悄同行。他们走的，都是荒无人烟的茂密山林，为了防止敌人发觉,还要注意消除脚印和其它痕迹。

加强政治教育。为了坚定交通站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党组织会对交通员加强政治训练和思想工作，每次出发和完成任务后，都要进行谈话，听取报告，及时了解执行任务情况以及交通员的思想状况，帮助解决问题，给予表扬和鼓励。组织上要求交通员们单线领导、独立活动，在有被捕的危险时，必须把文件吞噬到肚子里，人可牺牲，文件不能失落。也正是因为强化对交通员思想政治教育，交通员不仅能够不畏重重困难完成任务，而且被抓后能够不泄露交通站秘密。据大埔交通站站长曾昌明后来回忆，上海交通机关交通员冯华，带了两位参加“二苏大会”的代表及无线电零件进入苏区时，在汕头住旅店不幸被叛徒发现，为掩护两位代表转移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冯华坚决不泄露秘密，最后被残酷杀害。行走在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也是行走在生死之间，他们正是用忠诚、信仰和智慧，传递情报信息，运送紧缺物资，护送党的领导干部安全往返。

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行动担当

三千里风雨兼程，一路上斗智斗勇。面对凶狠的敌人，众多红色地下交通员政治坚定，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进行着特殊的斗争，用智慧和生命保护了交通线的安全，写下一个个英雄传奇。

勇于克服任何困难。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用双脚踩出来的，用血汗连结的。他们爬山涉水、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不但要战胜恶水猛兽，而且要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的稽查。他们节衣缩食，忍受饥寒，但是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安全地带到香港、上海，从未发生贪污、遗失事件。有的交通员将黄金熔成的金条用布袋缠在身上，因天热路远，皮肤磨擦受伤后化脓成疮，他们忘却自己的痛苦。为了避免被当地巡逻的民团发觉胶鞋的脚印，交通员在完成护送任务时要赤脚奔走,面对陡峭的山路，割面的茅草，扎脚的草丛，零乱的碎石……交通员们依然能够咬牙坚持。

善于进行反侦探反破坏斗争。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出侦探特务破坏交通线，因此围绕交通线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反侦探、反破坏和反叛徒斗争，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活剧。如1933年大埔敌侦探长一人穿便衣到青溪侦探，交通站把他捉到山上，对他说：“你要写两封信，一封以自己到汕头的口气写信回家，另一封以自己到香港的口气告诉妻子，说自己不愿意干侦探工作，出南洋另谋出路。”他先是不肯写，后来害怕被枪毙而写了。交通站派人到汕头、香港分别寄出这两封信，敌人发现探长失踪，产生怀疑，后来获悉家中收到两封信，以为去了南洋，直到后来叛徒向敌人自首，敌人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

不惜献出宝贵生命。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为完成任务，常常义无反顾，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永定交通大站桃坑小站交通员李寿科，为护送电台，在阻击十倍于我之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交通员邹端仁为苏区运送食盐途中被捕，遭受酷刑后被浇上汽油烧死；桃杭继任交通员赖德胜，被国民党军抓捕审问，遭受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折磨，始终没有透露秘密。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据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江西一省，为粉碎敌人封锁、完成通信任务而牺牲的交通邮电烈士就有1780多人。正如曾三所说：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的，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战斗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广大交通员和革命群众，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百折不挠，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们，是一支在无形战线上同敌人进行英勇搏斗的无名英雄队伍，为保持党的“血脉”畅通，他们在国民党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时刻冒着被抓捕和杀头的危险为党传递情报，接通上下级之间的联系，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光辉业迹铭刻史册，并永远为广大人民所传颂。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自律精神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本质属性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们，长期从事秘密工作，身负重任，却很少出头露面。他们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忠心耿耿，机智勇敢，完成一项项光荣任务。

坚决服从安排。中央红色交通线下面分设大、中、小站，贯通起来保证畅通无阻和安全。沿线各站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各地党委的组织部长也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但也不能过问具体情况。战斗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服从安排，忠于职守。如交通员曾昌明是1930年6月由福建省分配当秘密交通员的。1933年他争取到进江西瑞金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的机会，但尚未上课就又被调到大埔赤白交界处当交通站站长，管理布置苏区和白区的来往，运送干部、文件、药品及必须的电器等等。曾昌明要求在瑞金进中央党校学习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他毫无怨言，完全把党的工作放第一；上海有一名女交通员因工作需要，同一名男同志假扮夫妻，因生活困难申请去兼职打工，没有批准，仍刻苦坚持。进入苏区的同志们都服从交通站身份的安排，进行乔装，如周恩来进苏区时，在上海出发时化装成神父打扮，留着大胡子，挂上十字架，戴上墨眼镜，穿起传教士衣服，经过汕头国民党统治区封锁线时，则扮成画家，到大埔后又改扮进山做生意的土豪商人。邓小平进苏区时，与上海丝织厂女工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金维映一起同行，装扮成革命夫妻，同行中建立了感情，进苏区后，金维映成了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

严守组织纪律。在秘密交通工作中，虽然是同一条交通线上交通员，彼此的任务不同，也不能交流本身的工作情况，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要执行严苛的保密原则和行为准则，严格遵守信息安全与接送制度。如重要文件一般采取缝在衣服里，夹在货物里传送；送进苏区的物资，苏区支持中央机关的经费如金银等，一般以小商人肩挑的方式进出。中站原则上不接人进住。联络小站之间有严密的分工，每次接送，各联络小站的分工与负责人都不一样，如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时，沙岗头至多宝坑，由邹日祥的爱人江淮英接送，次年邓颖超进苏区时则由邹日祥接送。碰到特殊情况，由交通中站的武装交通班的战士协助接送。当年曾经护送过周恩来的交通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看到周恩来的照片，才知道他护送的重要人物是何许人。同时，根据实际工作经验，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秘密工作条例与方法，如交通员来往在各地停留不能超过三天，以加快交通线的运转，利于应对变化的情况；在使用秘密联络符号等技术问题上一定要严格；某处联络地址改动就绝对不能再用等。

严格自律要求。中央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肩负着向苏区输送贵重的军需物品，并将苏区的金银送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任务，若交通员抵不住金钱的诱惑，既会带来钱财的损失，又会给交通站带来巨大的风险。可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宁可饿死，也不会私自扣留、出卖护送的金银和军需物品。“当时，运送的物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用器材等。” 这些物品都是战争时期的紧俏货，随便一点，一样东西足够他们个人生活一辈子，但他们对运送的金银，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不短一分一厘。“一九三Ｏ年担任广东省委交通员的卢伟良，有一次从闽西带五百个光洋到香港省委，他在自己两个手臂上各缠二百五十个光洋，外面穿上衣服。当时，天气炎热，光洋把手臂都磨破了，他泰然自若，闯过重重难关，到了香港。这时他的衣服已被血肉粘住了” ；“吴德峰、曾昌明、肖桂昌与卢伟良等，曾多次接受任务去提款。每次携带金条、金器、银元，少则二三斤，多则十余斤。他们把金银器巧妙地紧绑在腰间、腿部，深藏在竹帽草鞋内，混装在陶瓷杂货中，勇敢机智地闯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封锁线，避开土匪强盗的拦截抢劫，安全送达，从未失手。他们不顾皮肤磨伤疼痛，忍饥挨饿，饱受风寒，也不私自动用一分一毫党费。”

中央红色交通员们政治坚定，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进行着特殊的斗争，用智慧和忠诚保护了红色交通线的安全，抒写了一个个永载史册的英雄传奇。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为民精神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力量源泉

中央红色交通线绵延数千里，以水路为主，迂回曲折，又处于国民党统治区，有繁华的都市，也有险峻的山路，地形复杂，环境危险，要顺利执行护送和运输物资的任务便离不开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支持。可以说，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支持，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运行的重要支撑。

紧密依靠群众。为了便于掩护交通站开展工作，同时筹措经费购买苏区所需物资，党组织依靠群众掩护，开设了一系列公司、商店。公司、商店开设都经过精心筹划，有些是周恩来亲自指导设立的。这些店铺有：香港大新公司、汕头中法药房、汕头电器材料行、大埔茶阳同天饭店、青溪永丰客栈等，源源不断地向苏区输送大批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等。交通站依靠群众的掩护在沿线设立了许多小站、对接点，形成一个交通网线。如茶阳同天饭店，青溪永丰客栈、伯公坳邱辉如家、多宝坑邹日祥家、青溪余均平家等。这些小站的交通员都是当地的党员、堡垒户和革命群众等。1931年秋，由于叛徒告密，青溪交通站惨遭破坏，邹日祥的母亲惨遭杀害，他的兄弟入狱四个月，坚守了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余均平、余川生、余枳邦光荣牺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如何迫害，革命的地下交通线在群众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断。正如一位王姓交通员所说的：“我们这个工作（秘密交通工作），离开了群众，可像鱼没有水啦。……这条线上数不清的穷苦百姓，就是我们的‘水’啊。”

主动融入群众。在秘密交通工作中，交通员的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职业化，衣食住行都要起到“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要装得像，还要懂得“行活”，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倒背如流”。每个交通员要有一套能随机应变、自圆其说的“口供”，用于日常往来。交通员要采用各种办法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包括革命的同情者、同路人，要善于与各个层面的人物打交道，甚至是国民党特务、帮派组织的成员、交际花等三教九流的人物。在关键时刻，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有可能帮助地下工作的开展。

充分发动群众。交通站运往苏区的物资种类繁多，食盐、布匹、西药、无线电器材等以满足苏区的需求，运输的量也大，单靠交通站的工作人员是无法胜任的，这就必然要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当货物到达交通站的时候，群众作为运输员，与交通员共同完成物资运输。“交通站除了有交通联络员之外，还有三、四百名男、女运输员，他们在埔北租了三艘木船，由十余名武装人员护送，把一批来自上海、香港、汕头等地的贵重药品、武器、布匹等各种军需品源源不绝地运到青溪，再由总站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农民、妇女，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水桶中和草捆中，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站接一站，转运到苏区。” 为把到达青溪的货物及时转运到闽西，参加抢运货物的青溪乡群众最多时有100多人，而且不惧条件的艰苦。“当时的群众都有组织，只要一通知，谁也不会推辞，即使是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三更半夜，也都很高兴地参加这项工作。”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培育形成了忠于信仰、忠诚使命的献身精神，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自律精神，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为民精神。中央红色交通线精神元素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极其丰富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于当前我们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工程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些隐蔽战线先辈们，就是舍生忘死、敢于冲锋的人，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首先体现在坚决保卫党中央的成效上。党的隐蔽战线是为保卫党中央而设立的。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这一政变深刻地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痛定思痛，党中央旋即开始组建情报保卫机关，次月即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11月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保卫党中央安全。从那时起，保卫党中央、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就成为隐蔽战线永恒的初心和使命。“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和“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一批隐蔽战线先辈，深入虎穴、冒险犯难，在关键时刻获取了关键情报，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应有贡献，用能拼善赢的成效诠释了对党忠诚。

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集中体现在牺牲奉献的实际行动上。在北京的西山森林公园里，有一座无名英雄广场，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一千余名先烈而建，其中有被毛主席称为“密使一号”的吴石将军，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广场铭文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马场町一带。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普天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他们的忠魂，是所有以身许党的隐蔽战线先烈们的共同写照——江姐、李白等一大批先烈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屠刀从容淡定、坚贞不屈；谢士炎将军在临刑前写下“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的豪迈篇章；张露萍烈士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鲜血染红七月的石榴花……他们热爱生活，但无惧牺牲，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对党忠诚。

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还体现在严守纪律规矩上。不久前去世的孙彪前辈，是国家安全部最后一位红军战士，长期从事机要密码工作。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他日夜守护在机要室内，整整四个寒暑一步也没走出过办事处的大门；1950年，新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到联合国，孙彪负责密码保障工作，在美国的37天里，他没有走出房间一步，睡觉时都抱着密码箱，直到回国也不知道美国长什么样子。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即使命没了，密码也要保护好！”严守纪律是党性的重要体现，更是隐蔽战线的生命线。为着事业的胜利，无数先辈用纪律重于生命的自觉诠释了对党忠诚。

坚定理想信念来自于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对光明前景的向往。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惨淡、最危险的关头，阎宝航、熊瑾玎、张克侠等一大批同志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我们党，是受到真理的感召；张露萍在“抗大”学习期间聆听毛主席上课、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得到了真理的武装；身在狱中的江姐，靠记忆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内容默写下来，和狱友们一起讨论学习，汲取了真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坚定，从来都是建立在理论的清醒之上。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就能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我们要学习隐蔽战线先辈们坚持真理、严守纪律，攻坚克难、奋不顾身的宝贵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完成好党交付的每一项任务，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用理想成就梦想，让信仰变成力量。

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农村武装斗争还是城市地下斗争，都须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何止淮海战役，“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是那个时代党群、军民关系最真实的写照。

党的地下工作同样十分重视走好群众路线，实践证明，群众工作愈扩大,党的隐蔽就愈有效,秘密党组织和干部就愈能长期存在。当时，隐蔽战线承担的很重要一个职能是建立各种掩护机构，为党筹措资金，采购和转运急需物资，保障人员和信息交流。大隐于市、群众支持是做好工作的两条根本经验。被称为“红色管家”的熊瑾玎，在上海开设“福兴商号”等一批酒店、商店、工厂，广泛结交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很好地掩护了党中央开会办公，还使其掌管的党的经费保值增值。红色实业家秦邦礼，在广东汕头开办“中法药房”，作为当时连接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秘密交通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大量文件、物资、经费、人员源源不断通过这条“红色血脉”流转，有力保障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后来他又在香港设立“联和行”商号，表面上经营南北杂货，实际上是为党秘密采购西药、X光机、发电机等急需物资，总之党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联和行”后来成为华润集团的前身。党的机要交通工作开创者吴德峰曾有一段时间在西安领导情报工作，他高度重视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详细摸清了西安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国民党内情况，为后来争取国民党中间派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吴德峰几次回延安，毛主席都亲自与他长谈，了解西安的情况。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群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这既是提醒我们不能忘本，更是警醒我们不能忘形。我们要学习隐蔽战线先辈们信仰人民、服务人民，融入人民、依靠人民的宝贵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身份、人民立场，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让党和人民生死与共、风雨同舟的光荣传统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毛主席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隐蔽战线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高对抗的行业，只有真正的行家里手，才能完成党交付的艰巨任务。战略情报家阎宝航巧妙周旋于国民党名流和驻华美军高层之间，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等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中统对他的评价是“无人不交，无所不到”。《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潜伏上海期间，为了应对敌人的侦测，不断改进发报机，将功率从75瓦降到30瓦，最后甚至降到7瓦，用微若游丝的电波源源不断将情报传回延安。情报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担任速记员，为党获取了大量情报。她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漂亮的小楷，在派系斗争复杂的敌内站稳了脚跟，没有人能撼动分毫。沈安娜的上级吴克坚领导的庞大情报系统，最多时经营1500多个情报关系，在三大战役、渡江作战、解放上海中屡立奇功，却无一人被捕、无一部电台被侦破，书写了情报史上的传奇。

专业素养是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的统一，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学习隐蔽战线先辈们执着专注、勤勉敬业，精干内行、追求卓越的宝贵精神，加紧在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中练就干事创业的宽肩膀、铁肩膀，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

1931年初冬的一个下午，一名叫伍豪的“牧师”搭乘小船来到青溪码头，从隐秘山路离去。这条被毛泽东生动地比喻成“人体的血脉”的交通线，自1930年至1934年间安全护送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200多名党政军骨干。

“汀江河水波连波，两岸青山都是歌，不怕历经艰和险，披星戴月送伍豪……”时至今日，在广东梅州大埔县青溪镇还传唱着《跋山涉水送伍豪》这样一首山歌。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90多年前，为传递重要情报、输送重要物资、转移临时中央机关和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等，中央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其中，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核心区，长达三千里的红色交通线是唯一一条未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线。

这条被毛泽东生动地比喻成“人体的血脉”的交通线，自1930年至1934年间安全护送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200多名党政军骨干，以及一批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安全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初冬的一个下午，一名叫伍豪的“牧师”搭乘小船来到青溪码头。船靠了岸，伍豪来到一个叫棣萼楼的地方，待了三个小时，又急匆匆从屋后的隐秘山路离去。

摸着山路，伍豪来到了一栋叫缵诒堂的老屋里，平日里做着木炭生意的屋主邹日祥接待了他。直至第二天天色昏暗，邹日祥等人又护送这名神秘客人，翻山越岭到达永定后返回。

直到革命成功，屋主才知道，他们护送的被称为“伍豪”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

来去匆匆的不止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邓小平、刘伯承、董必武、胡耀邦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都曾在棣萼楼、缵诒堂所在的青溪镇待过，由此进入中央苏区。

青溪镇青溪村被称为“虎口咽喉”，是一个交通要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央苏区，根据苏区建设的需要，在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运筹下，由上海直通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地下交通线被提上议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0年，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核心区，长达三千里的红色交通线建成。其中的大埔段，水路以韩江、汀江为主线，陆路便以青溪村为起点，走山路经虎市村多宝坑自然村、铁坑村、伯公坳闽粤边界上的永定县桃坑村，转闽西交通大站，全程超过100公里。

大埔交通站设在青溪镇的余氏宗祠，棣萼楼是秘密仓库和休息站，多宝坑村的缵诒堂为小站，当年还有一间用作掩护的“永丰”商号。

青溪镇夹在当年国民党大埔县城所在地茶阳镇以及闽粤两省边界上的虎市村之间，茶阳镇有国民党驻军，虎市村有戍守边界国民党正规军重兵把守，国民党正规军、反动民团和暗探常在此巡查、造访，危机重重。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孤悬于中国东南角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不曾中断，没有发生一起护送的干部被捕和物资损失的事故。这是党的地下交通保密工作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奇迹，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这里仍保持畅通。

“中央红色交通线本来有多条支线，但其他交通线支线1931年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被捕叛变遭到严重破坏，先后全部被切断，唯独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苏区的主线路保存下来，这是苏区党组织最早开辟的，也是唯一一条自始至终没有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线。没有它，中央苏区需要的大批物资、党在白区需要的工作经费，党和军队的大批领导精英、党中央机关就不能安全进入中央苏区，那么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大埔党史工作研究者余敏说。

为何这条红色交通线始终不曾受到敌人破坏，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条红色干线？

余敏介绍，这与大埔交通中站的战略地位与结构的特殊性有关。

大埔中站辖区处于中央苏区南部前沿，辖区内是国民党统治区与苏区相间，与水路、陆路交接的地方。因此，大埔交通中站与其他交通站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特点：第一，交通中站负责人实行任期制，每任一年。第二，创建了进入中央苏区同志的政治纪律，服从交通站的身份安排，按不暴露身份的保密纪律进行乔装。第三，制定了信息安全与接送制度。

同时，大埔党组织和民众直接参加了交通站的组建和交通工作。埔北苏区为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全，将党和政权组织隐藏于群众之中，并组织船工及农民、妇女组成运输人员，共同战斗，确保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畅通。

为确保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全，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交通局，并建立了中央红色交通线专职交通员队伍。

“当时中央选择交通员要求很严格，不仅党龄要长，政治立场要坚定，还须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交通员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还要具备随机应变、自圆其说的能力，对每个时期的‘行情’倒背如流，最重要的是要英勇斗争。当时有一些交通员遭到逮捕，不惜牺牲自己，用生命保护了交通线的安全。”梅州市保密委专职副主任、市国家保密局局长陈益明说。

交通局还实行一套秘密工作方法，规定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他们并不了解全线的情况，即使是交通局局长对全线的交通员也不全认识，交通联络采取自上而下、由下而上，或只上不下、只下不上的分片分层等管理办法。

“选择并建立好交通站极为重要，按当地情况设站的办法各有不同，有的组织家庭，有的开铺设店，有的利用社会关系。”陈益明说。

红色交通线能够正常运行的背后，有时还意味着惨痛的牺牲。在大埔交通站，交通工作的运转主要靠以家庭、小商店、饭店模式的联络小站及秘密仓库，如青溪村沙岗头的永丰号、虎市多宝坑村的缵诒堂邹日祥家、大水坑村秘密仓库棣萼楼等。

现在，在棣萼楼二楼还可以看到当年存放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的旧库房，以及遗留在木板上的弹孔等，作为红色交通线上的中转站和秘密仓库，棣萼楼未曾遭到过敌人破坏。

位于多宝坑村的邹日祥一家，为保护交通站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牺牲。

1931年8月，中央交通员杨现邻等人来到邹日祥家，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虎市村驻军发现。为掩护杨现邻等人安全转移，邹日祥的母亲江强英在家中开门引敌，饮弹壮烈牺牲。

邹日祥也曾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家里遭洗劫一空，但他却死守党的交通机密。出狱后，邹日祥仍义无反顾战斗在交通战线上，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坚贞不屈的红色交通员。江强英牺牲后，邹日祥的妻子江崔英含泪掩埋好婆婆的遗体，尽管心里惦记着狱中丈夫的安危，却毅然投身到前线交通工作上。

大埔交通中站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与苏区相间地区，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甚为激烈。不止邹日祥一家，交通站同地下党、革命群众并肩作战，为革命胜利不惜奉献生命。可以说，红色交通线洒满了大埔儿女的热血。

如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军统特务连长丘达甫等3人来侦察、破坏交通线。一行人到青溪附近坪沙中心小学等地调查时，该校校长、共产党员袁旭华及部分教师立即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并策划解决特务，但其中一人漏网。漏网者立即带兵扫荡，并对袁旭华等多位教师严刑拷打。袁旭华及教师们直至就义，都没有透露党组织及交通站的任何信息。

90多年前，大埔县青溪镇这个边陲小镇成为党中央密切关注的战略要塞。如今，昔日的红色交通线已经发展成为备受追捧的红色旅游线路。和90多年前的水路转陆路再进山路的曲折相比，红色交通线如今已成群山环抱、碧水悠悠的风景长廊。

在这里，中央秘密红色交通线展馆、南昌起义军广东首战石下坝战斗旧址、棣萼楼秘密仓库物资储运中转站、多宝坑小站、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园等地，传颂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青溪镇着力发展的绿色休闲农业，则让游客可以体验到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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