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建党百年】党史知识解析第二期（二）

青年学党史 奋斗正青春

党史问答第二期

大家都回答得的如何呢？

今天我们一起解析答案并深入学习

回顾历史岁月

Part 6

为了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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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中国最早撰文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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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8

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

党章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

这是因为：解决党内是非问题，只能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处分党员时，不能采取违反党章的手段，要采用党纪处分以及党章允许的其他方式，否则会混淆是非，伤害同志，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起不到有效的帮助、教育犯错误的同志的作用。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为，党员也是国家公民，党员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解决党内是非问题，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否则，如果采取违反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那就不仅会侵犯党员的合法权益，而且会践踏了法律。

解决党内问题和矛盾，包括对违犯纪律党员的处理，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采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势必会出现“逼供信”等不正常现象，造成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使党内许多同志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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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9

党的组织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应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党章规定：“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就可以达到弄清思想、纠正错误、严肃纪律、教育和团结同志的目的。“惩前”就是对以前犯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留情面。“毖后”是对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进行教育，使其认识自己的错误，找出犯错误的根源，使本人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今后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即使对那些错误严重，必须执行纪律处分的党员，也是为了使其接受教训，不再重犯，并借此来教育广大党员。“治病救人”，就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找出犯错误的根源，彻底改正错误，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整人。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绝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格禁止用违犯党纪国法的手段对待那些犯错误的党员。

对违犯党纪的党员进行纪律处分，必须掌握以下基本原则：

（1）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党内，每个党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在党的纪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必须受到党的统一的纪律约束，不允许有任何特殊，谁违犯了党的纪律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处分。

（2）严肃慎重和区别对待的原则。严肃慎重，就是对犯错误的党员必须严格执行纪律，但在具体处理、确定量纪标准时，又要十分慎重，决不可草率从事。区别对待，就是要在弄清党员所犯错误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根据错误的性质、情节、后果及本人的态度和认识，区别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纪律处分。

（3）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犯错误的党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把错误事实弄清楚，只有首先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为正确进行纪律处分提供可靠的证据，避免出现偏差，然后要恰当地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和历史条件，正确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4）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处分党员，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不允许个人决定处分党员。受处分的党员应参加会议，并允许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允许保留意见，可以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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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0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由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赋诗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

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派何长工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坚持斗争，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派毛泽覃前去联系。几经周折，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系。1928年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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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份的党史知识就到此结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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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日日学▼人物篇

董必武

董必武，生于1886年，湖北省红安县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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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生于1886年，湖北省红安县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

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0年秋参与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随后参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

董必武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率领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胜利完成了任务。察哈尔北部地区出现鼠疫并迅速蔓延，董必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组织医务人员开往疫区，迅速制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下，灾民遍地。董必武亲任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领导广大人民同灾荒进行英勇斗争，在国家财政困难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奠定了防治灾害的决心。

董必武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常说：“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他赋诗吟唱：“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正直做人，勤奋学习和工作，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乡的亲友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便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升学以及购买拖拉机、钢材等问题。董必武一律加以拒绝，并谆谆教育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物资”；“革命不是做官”。

1975年，董必武在北京逝世。叶剑英在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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