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非
英语语言文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英语语法、跨文化交际学、都市文化、非遗传承与保护、高等教育、移民教育等。独著和主编的著述、辞书、教材、研究报告等2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随笔、散文、评论等350余篇。
主要兼职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高等院校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留美分会会长、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副会长、上海师大陶行知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主任、《非遗传承研究》主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讲座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南大学客座教授、江南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上海市政府面向未来30年上海发展战略公众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特聘专家等。
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的学习教育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善始善终，发挥着奇特而关键的作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是促成建党初心的一个重要原因，译介者不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而且也淬炼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播者、实践者。
外国语学社悄悄孕育燎原火种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事实上就是宣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问世。校址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校长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主义者要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保持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掌握外语，特别是俄语，必不可少。外国语学社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本营，又是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座桥梁，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学社高度重视外语教学。代理书记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沈雁冰教英文。俄国记者斯托比尔则教世界语（Esperanto），波兰籍犹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发明这一语言，当时在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圈内很火。重头课程俄语则由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19岁的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担纲。肖劲光在回忆录中对王元龄评价颇高：“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说得也非常好。”通过大量的对话练习，迅速提升了学员们的俄语听说能力。
沈雁冰还捐出稿费为学社建了图书室，堪称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图书馆”。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学员必读书籍。令人过目不忘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
物质匮乏，学社因陋就简，学习条件十分艰苦。肖劲光回忆说：“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吃着最便宜的包饭，没有床，睡在地板上。”学社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和外语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中共建党前后人才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学员们利用所学俄语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罗亦农组织东大中国班翻译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王一飞译成《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新社会观》，并与瞿秋白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浅说》，成为当时中共教育党员的基本教材；梁柏台翻译了《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以及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等，传播和推介了马列主义，革命幼芽舒根展叶。
从1921年春季开始，学员们分批赴俄学习。中共第一批苏俄留学生主要来自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罗亦农、肖劲光、曹靖华等都是从这儿走出，踏上了赴俄的留学之路。正是学社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这些革命者的日后事业厚积薄发，大放异彩。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学员的吸引力太大了。为消除父母对游子远行的担忧，任弼时在家书中写道：“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梁柏台新婚后仅七天即赴俄，行前告诉亲人，“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便与外部世界来往交流。回溯百年近代中国史，西方列强用长枪短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跟随资本和鸦片一同涌入中国的，还有外语。洋务运动开始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朝廷同意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招收少年学习英、法、俄语等，以应交往之急需。由于上海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航运中心，为进外企谋生，挣得更多薪水，许多人不惜昂贵学费努力学习外语，五花八门的外语教学培训机构应运而生，生意红火。外国语学社生于此时此地此境，避人耳目，低调运行，并未引起特别关注，悄悄地孕育着必有燎原之势的革命火种。
首次全译《共产党宣言》彰显外语能力和思想深度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时，与李大钊商量“相约建党”，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给陈独秀一本英译本《共产党宣言》，带到了上海。当时，《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翻译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应尽快原汁原味译出全文出版成为两人的共识。
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碰巧也打算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此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力荐译者。要精准译出《共产党宣言》，需有三个能力：首先，英、日、德文，起码精通其二；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学习和了解，具备一定的研究水准；第三，汉语言水平要高，尤其是白话文水平上乘。于是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陈独秀经了解得知陈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且具备马克思主义常识，而且还是新文化倡导者之一，立马赞同。戴季陶和陈独秀分别向他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和英译本。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部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担当全译重任并非一件易事。1920年早春，春寒料峭。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的分水塘山村，住进破旧不堪的柴屋。一块铺板、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睡床。夜幕降临，寒风瑟瑟，透过四壁漏墙，冻得他手脚发麻。焚膏继晷，埋头苦译。资料匮乏，但陈望道格外认真严谨，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对照着英文版，纠正了日译本的一些翻译错误。一日三餐，都是母亲给他送来。一天，母亲特地给他包了糯米粽子，还加了一碟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大声问他要不要再加一些红糖。陈望道连声回答说：“够甜够甜了！”等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只见儿子满嘴墨汁，不由哈哈大笑。原来，陈望道醉心翻译，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整个过程全然不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起这个故事：真理的味道是什么？译成了汉语，我们可直接感受到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920年4月下旬，历经千辛万苦，陈望道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苦于没有出版经费，维经斯基就将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1000大洋给了陈独秀。《共产党宣言》一经出版，顿时引起强烈反响，第一次印刷1000本，很快售罄。后来再版，没多久又脱销。一次一次再版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重印了17次，成为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担负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筹备组的重任。陈望道是小组成员之一，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2年，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在任25年。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亲切接见陈望道。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说过，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有3本书，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说，在治学上极其严谨，这是他佩服父亲的第一点。第二点则是其对文字的把握，不仅准确，而且通俗易懂。确实如此，比如第一句“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经典译例一直在翻译界引起热议，其它各类译本中不下有五、六种译法，时隔100年后再来看看陈望道的译句，也一点不觉得晦涩。作为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语言十分优美得体，随处可见一些修辞上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
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大地传唱国际歌
瞿秋白慷慨就义震动社会，令人动容的情节刊发各大报纸：君至亭前，具已备酒菜四碟，美酒一壶，便独坐其上，自斟自饮。食毕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漫步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口号。到刑场后，他盘膝稳坐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精通俄文，1921年，他作为中国首批驻俄记者，一路记录着十月革命后俄国饥饿与暴动的情况，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的阅读，使瞿秋白很快实现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他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秋天，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译员，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3年2月，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在《新青年》上发表。
1923年，在北京家中，瞿秋白坐在风琴前，对着一首曲谱一边弹唱，一边打磨着歌词，直至顺口易唱到自己满意为止。6月15日，《新青年》刊载了这首歌的歌词配曲谱，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法文单词“国际”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音节有八拍，不容易唱好。再三斟酌，果断采用了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他在译辞附言中解释，“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多才多艺的革命者、诗人、翻译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大地上传递《国际歌》的声韵。“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老一辈革命家勤学外语，更善用巧用外语
毛泽东的一生表现出对外语的浓厚兴趣，早在1954年，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派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其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他英语长达12年之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洞见如此深刻而清晰。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了接班人的问题。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就接班人的翻译问题进行过探讨。他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熊向晖答是“successor”。毛泽东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浦寿昌解释说，在西方，“成功”意味着有财产，而财产则存在继承问题，需要指定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爽快地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随后大笑。
（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这个闻名遐迩的译介词例来自久远的延安时代。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窑洞前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英语中并无对应之词，译员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并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硬译。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有人问过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道，第一个原因是有兴趣；其次是想换换脑筋；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毛泽东曾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周恩来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英语和法语都不错。因曾在俄罗斯养过伤，俄语也会说一些。他的英语听力和政治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得到了验证。在会谈中，黑格提到前苏联威胁时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译员翻成“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周恩来当时没说话，皱了下眉头。黑格走后，周恩来立即叫人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辞典和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的意思。确认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当他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中国不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勤学善用外语。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法语说得不错。朱德在德国学军事，用德语与教官讨论游击战问题。一直主张领导人要学外语的江泽民，在私下交谈中，跟普京用俄语、跟布什用英语、跟小泉用日语。英语水平尤其高。
记得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台湾问题时说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讲了一句话：‘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aiwan Strait.（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个转变）’，我觉得这一句话要改两个单词才比较确切，就是‘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Pacific Ocean（必须要实现一个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成对话的这样的一种转变）’”。顿时引来一片掌声。
结语
2011年，《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江泽民为该书作序——《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其中讲到“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直接用外语进行基本交流，都来做促进相互了解工作，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在这篇序言中，江泽民以自身体验陈述了外语对于一名领导干部的重要性。
在湖南长沙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的一次集体采访中，袁隆平院士突然改用英语回答记者们的提问。90岁高龄的袁老因大飚英语而登上热搜，网友打趣：“活到老学到老，这才是‘90后’该有的样子！”一位名叫安灏然的小学生因利用情景短剧教网友学习外语而走红网络，流利的口语让人不敢相信他只是个9岁的孩子……
从90岁高龄的老人，到9岁的小学生，从中外企业的合作洽谈，到日常生活中的沟通问候，对很多中国人而言，用外语交流不再陌生，外语教育和学习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今，我们学习外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讲好中国故事。正如习近平在致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的，“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审核部门 | 宣传部
文字撰写 | 陆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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