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百问 | 第十五问李士英老校长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_山东警察学院

山东警察学院

问

15.李士英老校长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

答：李士英是我党隐蔽战线、政法工作、公安工作的领导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入党，任中共清丰县委青年委员、共青团县委书记。1930年秋，任中央北方局交通员，随后进入上海中央特科。1932年5月，在上海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1937年9月出狱，同年冬到延安。1938年春至1946年2月，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6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1946年12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山东省昌潍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政委，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公安厅厅长。上海解放后，为上海市委委员、军官会委员、公安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公安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公安厅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囚禁关押，粉碎“四人帮”后，冤案得到平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顾问、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李士英一生绝大多数精力致力于党的保卫工作和公安政法工作，建立了重大功勋。原公安部长王芳称其为“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隐蔽战线的功臣。”李士英一生充满传奇，他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保卫工作者，曾两次入狱，两次被国民党法院宣判死刑，两次入沪战斗在十里洋场，两度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有过中央特科时的锄奸斗恶，英勇机智；也有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的甄别保护大批干部；还有过护送周恩来去苏联途中的崎岖坎坷，行走在死亡线上；更有过上海首任公安局长时的大刀阔斧，创建人民公安。原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这样评价他：“李士英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真正的老共产党员。他在三十年代，被国民党关押六年，几乎丢了性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四人帮’迫害，又多次深陷冤狱。士英同志是长期经受严酷的考验而始终对党坚贞不渝的忠诚无产阶级战士。他没有什么官架子，思想朴实无华，清廉自律，品质高尚，他的事业和道德是无可非议的。”原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评价他“历经艰险，忠勇为党”。

特科骁将锄奸惩恶威震上海滩

中央特科成立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1927年底，涌现出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利用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环境，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特殊搏杀。然而，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投敌，紧接着向忠发叛变，中央特科遭受沉重打击，被迫重新组建。李士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调入中央特科的，其中，陈云为总负责兼指挥科科长，康生为行动科科长，潘汉年为情报科科长。李士英则担任行动科一组组长，1932年5月6日，他在受命清除王斌、曹清澄等5名国民党机关中充当特务骨干的叛徒后，撤退过程中，被法租界华探苏德山等截获，押至法国捕房警务处。国民党警特机构闻讯后，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被法租界拒绝引渡。国民党探员就在法捕房看守所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李士英在面对敌人的老虎凳、电刑、竹针穿刺手指等种种酷刑，岿然不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身份。5月31日，法租界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1933年1月17日，高三分院开庭，李士英以“意气用事为朋友报私仇，现失去自由很后悔”为由进行辩护，否认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最终被判死刑。李士英等人不服提出上诉。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再次上诉国民党最高法院。此时，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在此背景下，李士英等在狱中与敌人开展了四年的坚持不懈的斗争。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随后，被押送至第二特区监狱。在狱中，党组织时常派其他犯人的家属给李士英送毛巾、肥皂、牙膏以及报刊书籍等，并夹带便条，不断给予新的指示，与党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和狱中20多位政治犯秘密成立党小组，共同与狱警周旋，开展斗争。1937年8月13日，上海守军奋起抵抗日军，日本飞机不断在上海上空盘旋轰炸。第二监狱根据驻军的要求，将在押犯送到真如为陆军充当民工。8月18日，李士英随民夫送弹药到江湾、吴淞前线，途中遭遇飞机轰炸，李士英趁乱机智逃脱，趁着夜色摸到辩护律师唐豪家中，在唐豪的帮助下，又找到了特科成员吴成方，见到了潘汉年，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前往延安。

护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

李士英到达延安后，先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又分配至中央情报和保卫班学习特科专业，在开学典礼上，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慷慨激昂地向大家介绍李士英称：“李士英同志在上海特科工作过，他机智勇敢多次成功地惩处了我党的叛徒，可是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特务逮捕，受尽了酷刑折磨，并两次被判死刑，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与敌人做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英雄七届，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作为特工人员就应该有这种威武不屈，置生死于度外的气节。就应该向他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学习！”

第二年春天，李士英结业，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任陕西分校政治部学生总会指导员，负责接收甄别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延安来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并挑选了李士英护送，同时也让他去苏联进修，以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8月28日，李士英告别新婚妻子，途经新疆，等待苏联的飞机来接。期间，周恩来与盛世才进行了会谈，李士英身揣两支手枪，形影不离，丝毫不敢懈怠，直到10月4日，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松了口气。其机敏的反应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深受周恩来的赏识。

到达苏联后，李士英进入苏联共产国际办的党校学习，近两年的正规化教育使他大开眼界。1941年6月22日，因德国进攻苏联，莫斯科城警报频响，共产国际党校被迫停办，李士英、李天佑等10余人由一位苏联上校护送回国。期间，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等了三个月，才与延安派来的交通员接上头，决定穿越蒙中边境的沙漠地带，返回陕北，却因边境被日军严密封锁无法通过，又折返乌兰巴托，等待期间，度日如年，为维持生计，靠养兔子糊口。就这样熬了一年多，李士英实在熬不住了，打听到从蒙古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的蒙中边界，可以进入宁夏，再绕道去延安，可是途中需经过茫茫的戈壁沙漠和无人地带，以及国统区，迂回曲折，行程长达4000里，且异常危险。但李士英、李天佑回国心切，为早日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他俩决定冒险上路生死一博。

1943年8月，两人打扮成蒙古商人，请了一位蒙古向导带路，每人备了三头骆驼，驮上皮货、食品和水，冒险进入了茫茫无垠的沙漠。因天气酷热，行程缓慢，所备的水又在颠簸中漏光，饥渴到极限时才找到水井。到夜晚，又寒冷无比。就这样，在沙漠里，一路迎着飓风狂沙，走走停停，心力交瘁、疲惫倦怠、情绪低落时，看到沙漠里顽强生长的小草，想起延安的宝塔山，又振奋精神，继续前进。历经十多天，穿越了“死亡区域”，终于来到定远营的蒙古国联络站。到了宁夏，与国民党警察巧妙周旋，买了通行证，两人跳上羊皮筏，在风浪中颠簸三个小时候，渡过了激流浪涌的黄河天险。可是刚过了黄河，又遇到国民党军队持枪把守，两人将苏联带回来的书藏在箱子的夹层里，化妆成回家的老百姓，途径几个哨卡都被挡回，只好绕道甘肃平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终于在10月14日抵达了西安。然而，西安进入红区的路也被严密封锁，就这样又在西安等了数月。

直到1944年春天，我党驻重庆办事处车辆赴延安途径西安，司机备有胡宗南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两人坐上汽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3月28日，到达延安时，与妻子王云一别已经四年有余。当周恩来获悉李士英回来后，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坠了下来。李士英向周恩来汇报了在茫茫沙漠里寂寞焦急，炎热劳累，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周恩来听罢感慨道：“没想到你们吃了这么多苦，更没想到你们如此执着，虽然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爬雪山、过草地，但穿越千里生命禁区，也像长征一样艰苦卓绝。”

奔赴前线组建红色公安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内战。中央根据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的要求，任命李士英为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李士英立即随谭震林赴苏皖边区迎接新的挑战。他率领工作组先后在苏中前线的江都、宝应、高邮等地组建了公安队伍，镇压一批特务汉奸和地痞流氓分子。1947年3月，苏中边区政府机关北撤山东，李士英带领大家日行夜宿，平均一天步行六七十里，途径山路坎坷难行，见缝插针穿行在敌军的鼻子底下，绕道沂蒙山区，经平度，悄悄穿越国民党封锁线，来到渤海湾的羊角沟。

当时，针对有些保卫干部存在神秘化，忽视专门机关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情况，李士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保卫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文中对保卫工作如何在反对奸细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实行群众路线，提出了要提高党员的革命自觉性、加强党员与群众的阶级教育、进行除奸教育和党内党外同时注意除奸，文章指出：“当千百万群众眼睛雪亮时，奸细将没有活动的余地。只要保卫机关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同群众防奸结合起来，则敌人的活动一定能被发现，直到抓获。”他还指出：“如果说侦察工作是保卫工作的神经，而缺乏平常切实的调查工作，就等于混乱无组织的神经，只有神经与系统的结合（侦察共工作与调查工作的结合），才能称为完全的保卫工作。”

1948年6月，昌乐潍县获得解放，成立昌潍地区保安司令部，李士英任司令员兼政委，肩负着军事和公安双重任务。面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地方土匪到处流窜，特务就地潜伏，与反动党团、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李士英亲自草拟、签发第一号剿匪布告，召开清剿匪特动员大会，带领公安战士进行地毯式搜查，三个月间就歼灭匪特17股，抓获83人，击毙7人，缴获大量武器，破获大案67起，抓获犯罪分子118人，依法处决13人，查获散兵游勇和可疑人员844人，使解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迅速稳定下来。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王耀武兵败化妆逃跑，28日在寿光被我公安检查站人员抓获，此外还有一大批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落网，一一押往华东军区看守。

1948年9月25日，济南解放，成立济南特别市，李士英被任命为山东公安总局局长兼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他率领公安战士发动依靠群众，清理整顿市容，打击特务流匪，遣送乞丐游民，迅速平息济南的社会秩序，为接管大城市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新中国人民公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李士英在济南市公安局干警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我军在全国各战场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面临着全部崩溃的局面。我们庆祝胜利必须知道我们胜利的由来在哪里？原因很多而主要是我们真正的一切为了人民，与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战。他还指出：今天我们的公安局是干什么呢？我们的公安局是政权中之最镇压的部门之一，是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自由，镇压与人民为敌的少数蒋匪反动分子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应按照一切与人民有利去作。如违犯人民利益，即违犯人民民主政府的最高利益。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学习，努力地提高自己，不仅知道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还要懂得为什么和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济南期间，华东局重新开办警官学校。李士英十分重视学校建设，亲自选定校舍，并从市局调拨设备供学校使用。当时，群众对人民警察缺乏了解，一些知识青年愿意参军，不愿报考警官学校，招生一开始就遇到困难。李士英针对这些情况，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对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年轻人，只要其它条件符合，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可以先进来，在学习中给予教育，这就为招收新生打开了更多的渠道。李士英时常抽出时间到警校了解教学和学员情况，了解到学员中团员人数很少时，他说：“团员人数少，可以发展，这里青年多，可以多发展，支部要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根据李士英的意见，学校很快成立了警校青年团筹委会，并相继发展了一批团员，建立起华东警官学校团委会。

1949年5月，李士英奉命组建一支1600多人的公安队伍南下接管上海。队伍到达丹阳进行集训，李士英一边组织新警学习训练准备进城，一边研究配备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干部名单。

新中国上海市首任公安局长

5月25日，李士英率领1600名公安干部进驻大上海，接管上海警察局。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召开南下干部与旧警察局地下党员会师大会。28日，华东局社会部三位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率领接管人员乘坐两辆美式吉普车向国民党上海警察总局进发。国民党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交出印章，接受共产党接管。李士英向旧警察的头头脑脑宣布了《约法八章》。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上宣布，任命李士英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上任后，立即率领广大**会同解放军，发动百万市民，协同卫生部门，清扫大街小巷，他身先士卒，手拿铁锹清扫垃圾。随后，整顿水陆交通和清理摊贩游民，并责令行政处抓紧制定法规，另一方面收容散兵游勇和严厉打击盗匪恶霸，10天内就收容1万余人。1949年6月到年底，共破获盗匪案665件，破获率90.2%，捕获盗匪1667人，缴获武器543支，弹药6370枚，社会治安迅速得到控制。

就任上海公安局长期间，李士英率领公安干警破获了一些大案要案：1949年10月，生擒“天字特号”刺杀案抢手。台湾特务机关派杀手刘全德谋刺陈毅市长。公安局破获绝密电报后，制定了“张网捕鱼”和“见鱼撒网”的侦查方案，将其抓获。并根据刘全德口供的线索，在北京破获了谋刺毛主席的计兆祥等特务案，在广东破获谋刺叶剑英的黄强武等特务案，抓破刚刚潜入大路的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粉碎了蒋介石“天字特号”妄图连续暗害我党政军高级领导的特大阴谋。1949年，查封金融投机老巢证券大楼，稳定了上海金融秩序和国计民生，巩固了新生政权。1950年，侦破“2·6”轰炸敌台案。1951年彻底取缔青楼妓院，解放风尘女，结束了上海“东方花都”的罪恶历史。

“文革”蒙冤入狱

1960年李士英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他没有怨言，愉快地接受任命。在他的指导下，甄别平反或纠错了大部分涉案人员，防止了矛盾激化，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使当地很快恢复了生产，战胜了灾难。他曾在公安局长会议上讲话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越是困难，人民内部矛盾越多，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严禁简单粗暴、破坏法制的行为。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要深入，细致，踏实，关系到人民群众经济生活的事情，处理更要谨慎、稳重。”“在治安工作问题上，对于人民内部问题，必须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行政管理为辅助的办法，绝不能依靠捕人、拘留来解决问题。而对反坏分子夹杂其中的治安问题，必须善于做工作，善于提高群众的觉悟，尤其要善于抓住多数群众划清敌我的适当时机，发动群众，打击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党政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政府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保护在北京京西宾馆，为让江渭清回南京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毛主席亲自写信担保，但中央“文革”小组却把江渭清返回南京的消息告诉了江苏的爪牙。江渭清一到南京，就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在被批斗时突然发病晕倒，送往南京军区总医院抢救。面对外面红卫兵的包围，李士英挺身而出，果断下令省委副秘书长韩培信背着江渭清转移，面对红卫兵的咄咄逼人，李士英拿出毛主席的亲笔信稳住了局面。

不久，张春桥到南京煽风点火，点名李士英是大叛徒，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李士英受到冲击，三天两头被造反派拉去批斗。1968年秋天，一辆军队吉普车来到江苏省工人医院，四位身着军装的军人来到李士英病房，称“奉上级领导命令，接你去北京开会。”被带上军用直升机，在北京的一个不知名大楼的305房间里，被关押六年之久。期间，三年后，才与女儿见上一面，得知家里受到的各种牵连。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求救信，妻子王芸几经辗转将纸条送到总理手中，这才免遭各种折磨，有了一部分自由，可以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不久又转到了秦城监狱，让女儿给他带来《资本论》，用一年时间将其啃完。1974年，周总理批示：“没有问题，解除监护。”李士英终于获释，被送回南京医院医治。1978年，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前一天，对李士英的问题批示道：李士英的问题要赶快解决，拖久了不好，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不久，李士英接到通知，赴北京参加中央“两案”审查领导小组，其中，审判江青的小组负责人分别为刘顺元、张启龙、李士英。经过两年的审讯，整理了江青20多卷材料，共定了江青20多条罪状，最后经审判委员会确定6条罪状。从吴法宪的公诉中，李士英才明白自己被关押6年之久的原因。原来，上海市公安局在解放初曾收缴国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的《玩偶之家》《大雷雨》《狼山喋血记》等电影剧照，以及解放前小报上有关她与唐纳的花边新闻。未料，江青认为这是整她的黑材料，便指示叶群抓上海市公安局的几个领导，叶群又派空军司令吴法宪具体落实。

李士英无论是在延安做甄别工作，还是在华中局、昌潍司令部、接管济南、上海，以及两度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期间，他一直保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抵制错误的做法，为捍卫我国政法事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制度作出了巨大努力。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坚持真理，无私无畏，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实事求是，掌握政策，服从组织，严守纪律的优秀品质，以及勇敢顽强，除恶锄奸，身陷囹圄，坚持斗争，身处逆境，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简朴纯厚，平易近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公私分明，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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