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纳英才班”，开班！

为深入贯彻“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6月4日上午，济南大学泉城学院与烟台百纳餐饮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暨“百纳英才班”开班仪式在烟台百纳千禧会酒店举行。百纳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海、副总经理辛蕾、人力资源总监林丹，济南大学泉城学院校长马红坤、副校长左振华、校长助理宋华岭、教务处处长胡伟、商学院院长林全杰出席仪式。“百纳英才班”全体学生参加仪式。

仪式上，马红坤、王洪海分别代表校企双方在校企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并共同触摸屏幕为“百纳英才班”开班。

左振华在代表学校致辞时指出，“百纳英才班”的设立，标志着我校校企合作办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双方开展合作是对学校毕业生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度认可。他希望校企双方共同呵护，共同努力，把“百纳英才班”持续、长久地办下去，并对“百纳英才班”的建设提出了具体希望与要求。

辛蕾在代表合作企业发言时，向为组班工作辛勤付出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崇高敬意，向加入“百纳英才班”的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她说，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开展校企合作，对促进学校、企业、学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她期待订单班的同学们珍惜学习平台和机会，练好专业本领，早日成为行业的弄潮儿。

仪式上，企业代表为“百纳英才”班授旗；

“百纳英才班”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了手语舞及礼仪操展示；参加前期实训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实训成果展演；林全杰对展演进行了点评；校企双方领导共同为实训表现优秀获奖的同学们颁奖；“百纳英才班”班长张春梅同学代表学员进行了表态发言。

此次合作签约是校企双方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对推进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契合企业人才需求的高素质应用技能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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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他们掩埋完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爬起来又继续战斗。这时，彭德怀等原在党外的革命者却坚定地加入到了共产党员的行列，广大革命群众又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军事问题，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刚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将夺取中心城市作为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世界上还只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政权，那就是俄国，而十月革命就是先夺取城市然后扩展到农村。所以，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也是打算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向长沙进军时，一度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当机立断，决定放弃预定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点。在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从而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随后，部队进入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大探索。

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随后，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著名的“朱毛红军”由此而来。

到1928年秋冬之际，井冈山的斗争已经坚持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必要对一年的革命实践做一点回顾总结。为此，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成功地解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党员和红军的来源大部分是农民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这就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特别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全党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城市中心论”在党内失去了市场，开始有了中国革命必须也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自觉。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占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而农村则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中国革命必须将重点放在农村，先在农村积聚力量。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和地域广大，又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成为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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