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回顾1937年

1937年

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余人。

3月23日-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随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8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总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抵达太原，会见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等。7日，周恩来、彭德怀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谈，商定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成立第二战区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事宜。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10月间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1月中旬在武汉开始筹建，12月25日挂出新四军司令部牌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一万零三百人。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人武装自卫队、政治保卫旅和暂编第一师等部队。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但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王明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应当充分肯定。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频道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编辑：李国瑞

校对：康珍华 冯显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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