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23集 两汉经学，第24集 昭宣政治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制作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的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在电影频道首次播出后，在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通史》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自中华文明起源到1911年时期的浩瀚历史图景，较全面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及规律。今天，我们推出《中国通史》第23集之两汉经学、第24集之昭宣政治。

第23集 两汉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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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文】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

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仪礼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做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收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得《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

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

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作为新道家。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与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仪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仪，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大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观、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董仲舒的意思是汉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儒家可以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确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用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德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所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公元前91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致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往期中国通史

第24集昭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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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文】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刘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位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凿空西域，空前广阔，使得汉王朝的疆域空前广阔。然而，在这个强大的帝国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能够扶大夏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避免秦朝覆亡的悲剧。随着汉武帝的黯然离世，大汉王朝迎来了它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

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已经走过了49个春秋，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受武帝喜爱，就在汉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人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也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江充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宫中有人在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江充令人在太子宫中偷偷埋下桐木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也被迫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徐卫民：这（巫蛊之祸）对汉代社会来讲，对汉武帝当时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才真正地认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汉武帝也可能意识不到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手里。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之情强烈迸发出来，悲痛万分，他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此后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大军反击，纵兵深入，以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国内情况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政方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恰在此时，搜栗都尉桑弘羊建议，多征发戍卒到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下达恶劣著名的轮台诏，他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用处，朕不忍心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李开元：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了政治动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反悔，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是做错了，所以有一个轮台罪己诏，根据这个，他做了政策的转化。

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然而，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节行有亏，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这幅画汉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伟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的稳固强大，等周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力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重要的角色。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臣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昭宣时代。

李开元：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叫霍光，中国历史上评价相当于周公这么高地位的人，他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政策转换，但是他又不去制造政治动乱。

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到，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于茂陵。

王志杰：这里就是汉武帝茂陵，刘彻的陵墓，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汉武帝墓陵周围，有20多个陪葬墓，见于确切的历史文献记载，能知道的陪葬墓有西汉一代的两个大军事家，有卫青、有霍去病，还有汉武帝茂陵这个西北角有夫人，还有最远的就是霍光。

王志杰馆长，已经在茂陵工作了五十三年的时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十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并撰写一本《汉武王朝人物志》，这本人物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四位辅政大臣的，霍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昭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或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经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国策。然而，这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

桑弘羊，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桑弘羊在全国推行盐铁、均输、平准等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就是当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和集散地。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

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进行的众多经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晋文：桑弘羊的财政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桑弘羊）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第二条，他在历史上最早提出这种大生产的优越性。

张振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保存较好的一号冶铁高炉，它长轴是4米，短轴是2.8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铁大约在一吨左右。

这在当时，不但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张振明，40年前亲自参与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个12万平方米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两座巨大的炼铁炉和众多炉底积铁，仅一号炼铁炉内，就发现了重达20余吨的炉底积铁，众多迹象表明，在桑弘羊将冶铁收归国营后，铁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像古荥这样的汉代冶铁遗址，国内还有多处，国也来管理它，有很多好处，集中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高度集中可达（使得）铁的这个产量大幅度地增加，促进了整个整个国家力量的强盛。

桑弘羊改革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濒于崩溃的汉朝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再次充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然而，桑弘羊改革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日益凸显出来，在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现任馆长看来桑弘羊改革的弊端远大于他的成果。

阎书广：桑弘羊众多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盐田法，盐铁官营，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封建官营事业的弊病，比如说，生产的铁器的质量不高，规格不符合要求，包括售价过高的这些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的这些弊病。

桑弘羊改革的众多弊端，在改革十余年后日益凸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也强烈不满。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段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朝廷会议做准备。公元前81年2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60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管制政策，历数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决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辩论称的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一次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恒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辩论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是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刘振东：这就是西汉很有名的建章宫遗址，建章宫是汉武帝的时候兴建的，到昭帝的前期还在使用，所以说，那场非常著名的盐田会议，就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个会议讨论的议题也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议题都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讨论的内容就是盐铁，关于盐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在会上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老乡在这里耕地，把废墟里的瓦片都耕出来了，这是汉代的，你看，这纹饰还比较清楚，绳纹，像绳子在上压上的纹一样，叫绳纹。

在这些俯拾可得的砖瓦间，2000多年前的那场会议和那段历史，似乎依然清晰。盐铁会议五个月后，朝廷颁布一条决定，废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根据《盐铁论》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变，他始终相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

霍光执政后期所采取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除桑弘羊外，另外一个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甚为不满，很快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视，等待着时机。这天，霍光出宫沐浴，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趁机进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上，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恣，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上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他们显然过于低估昭帝智商，十四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谗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九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被灭族。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

元凤四年（公元前77）正月丁亥日，十八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然后，三年后，年仅21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八岁登基，执政仅13年的年少天子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汉武帝末年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社会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宋燕萍：霍光是以周公来自居的，他确实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的，在他辅政期间，整个昭帝政治确实取得了很一定的成绩，通过这些政绩，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事实证明，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是奢靡，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在位仅27天，选择新的皇帝再次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

刘据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伶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公元前74年7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次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他显得唯唯诺诺，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

晋文：霍光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汉宣帝他的势力比较孤单，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他，也没有党羽支持。但是，汉宣帝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即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

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汉宣帝上奏。此时，霍光已权倾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在牢牢把持朝政20年后，公元前68年3月，霍光病逝。这位三朝元老不负汉武帝的临终嘱托，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措施，使国家平稳过度，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礼长伴于汉武帝身边。王志杰终于完成了霍光这一章节，这意味着，《汉武王朝人物志》历时十余年，最终编写完成。这期间，他几次登上霍去病墓，眺望远处的霍光墓，每次，他脑海中浮现的霍光形象似乎都不相同，书稿完成的当天，当他又一次远远眺望时，远方的那个封头此刻异常清晰。

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再也不是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宋艳萍：霍光呢，他是完全以周公来自居的，在他辅政期间，他逐步排除了上官桀等其他的一些辅政大臣，大权独揽，而且，他还把自己的整个家族带入了上层，把持政权，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一个权臣，甚至一个家族，他如果控制的政权太久，而且甚至到了操控皇帝废立的地步，他的覆灭是必然的。

霍氏家族虽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25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重视教化，汉王朝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陕西境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几年前他参与的一次考古普探工作，解开了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全面发掘的序章。

张挺：房舍的建筑遗址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帝陵东门的东边，发现了60多座陪葬坑，原来我们只知道有无座陪葬坑。

众多陪葬墓的发现，让汉宣帝成为继汉高祖刘邦之后，陪葬墓最多的汉代帝王，这也让研究汉宣帝多年的段清波教授，重新审视汉宣帝通统治下的这段历史。

段清波：在我们右前方这个高大的封土下，埋葬的是西汉的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称之为杜陵，这个陵园里边，除了埋葬的皇帝和皇后之外，还有大量的一些大臣的陪葬墓，一共是107座，在整个西汉这些皇帝里边，汉宣帝是唯一一个从小坐过监狱，从小在民间生活的皇帝。所以，他一当了皇帝以后，他深知国家的现状，甚至民间所有的疾苦，他也知道社会存在的什么问题，国家当下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受巫蛊之祸的那些冤假错案，进行全部地平反。

亲政不久以后，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自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作法，提倡省法制，宽刑罚。为了从制度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汉宣帝下诏置廷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些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病已改为询，并赦免之前触讳治罪的人。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三次减免徭役赋税。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了防止谷贱伤民，汉宣帝专门设立了常平仓，谷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段清波：我们有一个数据，从武帝时期，每石粮食50钱，到了这个时期，每石粮食只有五钱，而且社会人口的数量也得到大幅度提升，汉宣帝也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也需要一些大量的循吏，去帮助他实施、帮助他执行。

所谓循吏，就是世人所说清廉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官，《汉书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出现在宣的时期。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布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赵广汉是汉宣帝时期的能吏之一，担任颍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象，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震栗。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当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依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第搜查，砸烂酿酒器具，破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诏责备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闲聊，刘奭批评皇帝执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张小锋：汉宣帝的太子就是后来汉元帝刘奭，这个人，应该讲是纯任德教，就是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就给他讲：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他既会用儒家思想，也会法家思想，还对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依靠儒家思想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高明的，它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历代帝王所沿用，对后世的启示就是，任何国家的统治既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法律来维护他的统治。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来追尊为中宗，中兴之主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践行武帝后期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被后代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得到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悍王朝的温和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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