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先锋榜样引领（十）_信阳农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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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毛泽东：中军帐里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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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十分注重情报保卫工作。他不仅发出指令搜集、使用情报，更要求在对敌斗争战场上运用情报。他提出的“玻璃杯里押宝”“十六字方针”“两种斗争”等论断，为隐蔽战线伟大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玻璃杯里押宝”

《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中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毛泽东作为熟读兵书的军事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对敌斗争中，就善于获取、运用情报，也因之有了“玻璃杯里押宝”的经典论断。

为什么会如此下结论？因为党在早期革命时期屡遭失败，特别是经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吸取了经验教训，明白了运用情报的重要性。党的隐蔽斗争史上，有靠“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

毛泽东对电台很重视，早在江西作战时，即指令全军要缴获敌军电台。1930年龙冈大捷，毛泽东亲自接见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员，积极做思想工作。其中，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在工作的第3天便通过电台发现了敌军部署，为我军正面对敌斗争行动创造了条件。1931年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当年6月，毛泽东又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开展敌军情报抄收。1932年后，红军二局专职分管无线电技术侦察。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党中央第一时间获得二局侦获的情报，痛击敌军吴奇伟部，取得了反围剿胜利。通道转兵会议上，正是凭借二局获取的“国民党要在湘西围剿红军”的准确情报，毛泽东据理力争，实现了长征途中红军的转危为安。

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二渡乌江行动，毛泽东充分运用情报开展对敌斗争，争取时间和空间主动权。所以，毛泽东讲“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他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两种战争消灭敌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争取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隐蔽斗争由获取情报发展为“与公开斗争相统一”的战争行动，直接推动了敌后战场的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在前期“学会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统一的政治哲学”基础上，进一步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毛泽东依据西安情报站作出的调查报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毛泽东在3月18日中央社会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进一步奠定了“隐蔽斗争”的军事地位。

为了更加灵活地开发情报资源，获取更加详实充分的战略信息用于隐蔽斗争，1941年，毛泽东提出“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号召身边人员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条件获取情报。中央成立了中央研究局，专门下设材料室，搜集整编国内外材料，为党的决策服务。毛泽东还专门布置搜集日本的重要报纸《朝日新闻》任务，其速度一度迅速到令当时身处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震惊。在当时信息渠道非常不发达，且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解放区的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朝日新闻》在日本出版仅10天，便出现在延安的办公桌上，供军事决策使用。

为了批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毛泽东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充分说明了两种对敌斗争方式相结合的必要性。

“联系群众，主动出击”

保持党的秘密组织发展壮大，必须要有可以利用的抓手和外部环境，毛泽东基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要联系群众，建立秘密的斗争。

1943年，蒋介石蓄意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电令胡宗南闪击延安。隐蔽在胡宗南部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提前发出预警，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作战计划。毛泽东致电要求将印发文件寄往白区各界及地方实力派，并向全国发出团结抗日反对蒋胡内战的通电，挫败了蒋介石蓄意进军陕北的阴谋，取得了情报反击的胜利。1948年，蒋介石命令傅作义进攻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和石家庄，毛泽东从党的隐蔽战线战士手中获得了一手情报，全盘了解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他采用舆论“攻心战”，接连多次利用新华社广播播出敌人为挽回败局妄图偷袭石家庄一带进行破坏的阴谋。争取了民众的呼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促使蒋介石亲手策划的偷袭党中央驻地和石家庄的阴谋彻底破产，有力保存了我军的革命力量。

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到城市工作成为了新的斗争主题。毛泽东提出，在工作方法上，要避免单纯的隐蔽，要联系团结群众，使精干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要放手使用各种干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从而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他提倡到城市去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才能灵活智慧地取得突破，建立新的可靠据点，发展壮大。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党的隐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隐蔽战线出色的战略情报工作，使得我党我军在延安、西柏坡两次粉碎国民党突袭党中央的阴谋。在平津战役中，争取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渡江战役中策动国民党起义，隐蔽战线做了大量艰苦卓绝、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解放城市中保存了有生力量。毛泽东高度评价，“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周恩来：原来统帅是“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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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得很明白：“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而周恩来就是以超凡的仁义才智，成为我党隐秘战线斗争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创建了中央特科，同时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央特科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豪密”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无线电通信工作，沟通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电讯联系，有力配合正面战场。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a大意义。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飞速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及时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弄堂里神出鬼没的“胡公”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对，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周恩来把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之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周恩来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拟俄文密报急发斯大林

二战期间，阎宝航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马上作出此情报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了不耽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

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收到若干份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于是当机立断向延安总部发出“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得苏军能提前24小时进入战争状态。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所获取的战略情报：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苏联在获取此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阎宝航还侦获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等。周恩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得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做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面立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冼星海：

“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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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广为流传的《保卫黄河》，创作于抗战岁月，传唱在大江南北，极大鼓舞了民族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不朽的英雄乐章。它的曲作者就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

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因自小热爱音乐，13岁起，他便辗转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求学，潜心钻研音乐，并发表了著名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他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

1929年，冼星海赴法国勤工俭学，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逐步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出非凡的音乐才华。“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1935年，冼星海回到祖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同年10月，他转移到武汉，深入学校、农村、厂矿、部队推广和指导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在此期间，他先后创作《救国军歌》《游击军歌》等一系列充满爱国激情和战斗热情的抗战歌曲。1938年，冼星海应鲁迅艺术学院师生邀请奔赴延安，担任音乐系主任。他提出音乐应当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口号，并努力践行之。1939年3月，他为由诗人光未然填词的《黄河大合唱》谱曲，将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创造性结合，仅用6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部“音乐史诗”的创作。5月11日，鲁艺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音乐会，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起立鼓掌,并感动地连声说“好”。7月8日，为欢迎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冼星海再次领衔演出。周恩来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赞誉他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不仅轰动了延安，而且传遍了中国，正如那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激昂吼唱，吹响了鼓舞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时代号角！

在延安期间，冼星海还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作品，并发表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论述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

1939年6月，冼星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5月，受党中央委托，他前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到苏联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因战乱和交通阻隔难以归国，他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用音乐为中哈人民架起一座友谊桥梁。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11月，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为他题写挽幛——“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李白：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情报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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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未接到家信，内心实在挂念。男屡次寄回之信，不知收到几何？近来，福体康健否？合家都好么？甚念……”书信里的李白闲话家常，谦恭体贴。然而，直至牺牲，他的家人才知道，书信背后的李白一直以电波为尖刀，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在大革命的浪潮中，15岁的李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次年被部队选送去学习无线电技术，从此开始从事党的通讯工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及时了解和掌握全国抗战形势，加强对敌占区的秘密工作，党中央派李白到南京、上海等地建立党的秘密电台。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李白以坚强的意志、高超的技术、巧妙的方式，担负起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将一份份地下党组织获得的宝贵情报传递给党中央，架起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为了协助李白工作，1939年党组织委派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在斗争中，李白和裘慧英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结成风雨同舟的革命伴侣。1942年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在监狱，李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称电台是私人商用。1943年5月，在敌人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李白终于获释。1944年秋，受党组织委派，李白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等方面大量的情报，其中不少是核心机密和军事情报，为党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回到上海，利用一台仅有7瓦功率的小发报机与党中央电台联系，将国民党各种情报传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向西柏坡发送国民党的长江布防情报时，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让裘慧英带着孩子出去躲藏，自己镇定地坚持将情报发完，并销毁了密码，随后不幸被捕。当晚，凶残的敌人连夜对李白进行刑讯，30多个小时内竟使用了36种酷刑。面对高官厚禄和严刑逼供，李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党的秘密。无计可施的蒋介石向特务头子毛森下达命令，对李白等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49年5月7日，自知难以幸免的李白托出狱的同志给裘慧英带去消息，让她到监狱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见上一面。李白告诉裘慧英，“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当晚，李白被敌人秘密杀害，年仅39岁。此时，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为纪念李白烈士，1958年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轰动全国。电影中主人公李侠发出的最后一句电文“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观众。英雄已去，但他坚定的信仰、钢铁般的意志如同恒星，永不消逝。

建党100周年

岁月峥嵘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