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 贵州革命先烈之蒙九龄 严金甡

【编者按】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中共贵州省委改革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期将通过“贵州改革”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集中推送一批在革命战争时期、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贵州革命先烈（含贵州籍和在贵州牺牲的中共党员及席大明等5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事迹，弘扬浩然正气，感悟精神力量。今天介绍的是蒙九龄、严金甡2位革命先烈事迹。

蒙九龄

（1903-1928）

蒙九龄，布依族，1903年11月生，贵州荔波人。黄埔三期，中共党员。蒙九龄是荔波县唯一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早期职业革命者，是中共早期创建人民军队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蒙九龄

蒙九龄的祖父辈是耕读世家，父母略懂些文化，家人勤劳善良，家风和顺，知书达礼。受父母及家庭影响，其5岁就被送进私塾读书，他非常珍惜学习时光，勤奋好学，先生常夸奖他“读书用功，将来一定有出息！”幼年的蒙九龄，从小就勇敢仗义，还有菩萨心肠，经常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后来，他考入都匀中学学习。在与同学的交往中，他得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书真让他爱不释手，从这书中让他第一次了解到“共产主义”这个名词，知道了一些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此，他作出一个大胆决定，投笔从戎。他做通父亲的思想工作，在父亲和家人的同意下，1922年7月的一天，蒙九龄终于参加了滇军。从此，蒙九龄踏上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道路。

1924年，蒙九龄又从滇军考取了黄埔军校，分至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开学典礼上，他聆听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讲话：“同志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不怕死；二不贪钱；三爱国家；四爱百姓；五不拉夫；六服从命令；七尽忠职务；八严守纪律；九实行主义；十完成革命……”这些话让蒙九龄热血沸腾，心中感到无比的坚定和自豪。因此，在军校的日子里，九龄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苦练杀敌本领，从而在军校的队列、射击等各项军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军事理论及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

1925年8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政治工作风云突变，这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更清醒地知道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哪里。军校学习结束，九龄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果断加入了叶挺部队，1926年参加北伐，后任连长，1927年任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营长，并率部为叶挺部队主力参加南昌起义。起义战斗中，他充分运用军校所学军事本领，率部与敌人展开激战，英勇善战，奋勇杀敌，为起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官兵的高度赞扬。1927年8月至1928年1月，起义军退出南昌后，这时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部队被打散，人马所剩无几，前后有敌军围追堵截……蒙九龄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矢志不移跟共产党走，始终率部队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转战赣、粤、湘，展开游击战。1928年1月，蒙九龄又参加了朱德、陈毅在湖南郴州发动的湘南起义，被任命为教导大队副大队长、七师3团团长，率部战斗在郴州、永兴、资兴、宜章等县。1928年3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令对湘南工农革命军进行“协剿”，派七个师向湘南地区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朱德等人决定不与敌军硬拼，主动撤离。4月上旬，为掩护朱德、陈毅率部撤出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挫败南京政府的“协剿”计划。蒙九龄临危受命，率“善打阻击战”的3团再次担负断后，掩护朱德、陈毅主力部队撤向井冈山。4月8日，蒙九龄率部在资兴县城与数倍于己的敌军交战，他的新婚妻子也和他并肩作战。面对人数众多、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蒙九龄所部毫不畏惧退缩，他们以大刀、长矛和锄头等简陋武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蒙九龄率部边打边撤。恶战中，敌军如潮水般涌来。子弹打光了，蒙九龄命令用石头砸下去；石头砸光了，蒙九龄夫妇一马当先，跃出阵地，挥刀砍向敌人。就这样，蒙九龄率所部，同新婚妻子一道，为完成阻击任务，率领3团200多战士一起与敌殊死战斗，至死不退，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他的光荣事迹可歌可泣，永载史册。

严金甡

（1921—1941）

1938年2月，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共产党员，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他们的领导者—起，被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逮捕，关进贵州省保安处监狱。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务见他年纪小，想用诱骗的办法，从他那里打开缺口，便狡黠地对他说：“你年纪轻轻，被人利用，只要写个悔过书，就放你出去”没料到他义正词严地斥责道：“国难当头，抗日救亡有何过可悔！”反动当局从这位青年身上—无所获，就恼羞成怒，又对他施以重刑摧残，但都无济于事。最终于1941年1月将他同他的领导者一起秘密杀害。他就是忠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为党为国献出年轻生命的严金甡。

严金甡，又名今生，1921年出生于贵阳，父亲严伯寅在贵阳中山西路开中医诊所，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而贤淑的女性。金甡弟兄姊妹六人，他排行第五。二哥金操(袁超俊)早年外出参加革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姐金秋(严慕苏)和四哥金城(袁林)三十年代初就在贵州参加过进步活动，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金甡的童年，是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在革命家庭的环境中逐渐成长的。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同志利用他家开诊所的有利条件，经常在他家楼上聚会。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也常去那里活动。每到这时，严金甡和妹妹金萱便自觉地为他们放哨。林青常给他讲革命故事，教他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等，对他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和姐姐哥哥的启迪，从小在金甡心灵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5年，贵阳发生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中共贵州省工委的“七·一九”事件。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同志被捕入狱。金甡的四哥金城也遭敌逮捕。同年9月11日，当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公开杀害林青的消息后，拉着妹妹跑到贵州警备司令部门，怀着沉痛的心情守候着。当他们跟着刑车，看到林青在宪兵的刺刀威逼下，仍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情景时，金甡流着泪悲愤地对妹妹说“茅哥(对林青的称呼)多好啊，我们要学他那样勇敢坚强，埋葬这吃人的世界！”

林青牺牲后，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有的转移到外地。隐蔽下来的同志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他们派金甡以亲属身份去探监，传递信息，沟通狱中同志和狱外的联系。他年纪虽小，办事却谨慎，多次完成了“探监”的任务。

1936年，金甡就学于达德学校。这段时期，他阅读了苏联的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及其他一些革命书籍。这年暑假，金甡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陶信镛、周晓山、周兴仁等在一个学习小组。这时，金甡阅读进步书籍的机会更多了，还经常作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与组里同志研讨问题，思想进步很快。1936年10月，经李策介绍他和陶信镛、周兴仁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李策单线领导。

严金甡平时不多言谈，但谈论问题时却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颇有卓见。他认为，党员应当首先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否则，就不能影响周围的同学。因此，读书会的成员都争做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在同学中享有较高的威信。金甡很喜欢唱歌。迫于反动当局的禁令，不能公开唱革命歌曲，他回到家里也要小声地哼唱或教别人唱。他特别喜欢《五月的鲜花》这首歌：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

这支充满激情，寓意深邃的歌，时时激励着金甡的革命斗志。

1937年金甡考进贵阳师范学校。后因工作需要转入贵阳高中就学。抗战爆发后，黄大陆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回贵阳与李策一起管理贵州地下党组织，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组织上把金甡调到黄大陆身边负责刻印文件和传单，并担任秘密联络工作。金甡严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和纪律，放弃学业，断绝与外界的人际交往，躲进一间暗室里与钢铁、蜡纸打交道，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

金甡刻写蜡纸精益求精，练就出一手精细整洁、刚劲有力的仿宋蝇头小楷。他常在自己的床前堆放一堆煤灰练习写字，终于学会了多种字体，在刻写传单和文件时，随时改变字形以迷惑敌人。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很困难，金甡刻写的工具非常简陋，仅有一块旧钢板，一只铁笔，一个油印辊子和几张蜡纸。铁笔用秃了他就捡留声机的唱针捆扎在木筷上当铁笔使用，没有油印机，就两个人分别拿着一根铁条压在蜡纸上一张张的印。无论白天黑夜，金甡总是默默地在他家小楼上埋头工作。1937年冬天，金甡冒着严寒，忍着手脚上冻疮的疼痛，连续几个晚上刻写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告同学书》。几百份传单散发出去后，影响很大。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陈惕庐大为震怒，他跑到女中、达德等学校，咒骂说：“《告同学书》是托派、汉奸捣乱，传单是外来的，贵阳人刻不出那样的字。”

自金甡担任刻印党的秘密文件以来，先后刻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省工委先后发出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了小组生活》和其他一些党的文件。

金甡除了专做秘密刻印工作外，还做过一些交通联络工作。他讲究策略，注意方法，随机应变。在他家隔壁有家钟表店，他便利用机会接近店员，向他门学习修理钟表的技术，后来他用废机件自己安装了一只怀表，需要传递党的指示或通知时，他把表内机件取出，把字条放在表壳内，送到目的地。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机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交通联络任务。

1938年，当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断深入人心的时候，国民党贵州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公然破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宣言，对抗日民主力量进行镇压。他们制造了“二·一九”破坏“学联”事件，逮捕了于蕴等七位同学后，于2月21日夜，又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同时，严金甡也被逮捕了。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为掩盖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竞诬陷被捕的同学和共产党人是“托派”、“汉奸”、“王公度余孽”。后来虽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多方营救，甚至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冯玉样出面交涉，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黄大陆、李策和严金甡等同志仍不予释放。

狱中，金甡在黄大陆、李策的鼓励下，注意锻炼身体、磨炼革命意志。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在亲人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充满了乐观的精神。一次，他母亲和妹妹来探监时，金甡已经是遍体鳞伤。没有一丝血色的面部，浮肿得几乎辨认不出模样来了，他硬撑着站了起来，微笑着一步一步向母亲和妹妹走过去，口中喃喃有词，不住地向亲人点头以示安慰。母亲看到小儿子这般模样，强忍着揪心的痛楚，回到家里便疾病缠身，于1939年1月离开了人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严金甡和黄大陆、李策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于贵州省保安处的防空洞里。金甡牺牲时还不满二十岁。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短暂的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他为党为国，义无反顾，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总第28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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