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二师“最可爱的人”

10月26日，学校党委书记王左丹一行来到我校离休教师卢冬家里，为其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并送上慰问金。

卢冬老师个人简介

原名卢观颐，广东新会人

1932年9月，生于天津塘沽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定居汕头，后定居香港（4岁）

1948年，在香港培正中学初中毕业，同年9月，到广州市第一中学读高中（16岁）

1949年，在香港接触中共地下党，同年8月投身革命（17岁）

1951年10月，参加志愿军赴朝鲜战场（19岁）

1953年8月，转业到广州市工商联工作（21岁）

1956年9月，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24岁）

1961年7月，大学毕业，从此奋斗在教育战线（29岁）

1983年，得到平反

1985年，历尽考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调入我校中文系，任副教授。

1992年10月，光荣离休（60岁）

11月4日，我校举行学习抗美援朝战争精神专题讲座。卢冬老师为花都校区学子讲授了一名香港少年、游击队员、志愿军战士、北大学子、育人园丁、共产党员的成长和初心。

剑气书声今尚留，知君未负少年头。

劫灰已尽休回首，世路犹长好纵眸。

杜子霜朝吟白帝，苏公月夜醉黄州。

可怜千载风流客，不及卢家有莫愁。

——同为老游击队员、离休干部的中文系教授朱帆（已故）赠与卢冬老师的亲笔诗作，精辟概括卢老师波澜起伏的人生道路和乐观豁达的英雄气概。

卢冬老师口述

（图左）2019年9月，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图右）2020年10月，获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图左）粤赣湘边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章

（图右）东江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章

“我是彭总司令的兵！”2018年，到朝鲜故地重游，在安东（现丹东）鸭绿江断桥旁，专门瞻仰彭德怀元帅塑像，向总司令致敬，内心感到无比自豪！

01

香港少年，初识钟大哥

1932年，我出生于天津塘沽。

父亲任汕头海关职员，我大概六七岁来到这里居住。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飞机狂轰汕头，父亲觉得这里不安全，提前离休，携全家来到香港，我成了香港居民，在香港读小学。但是没过多久，日本强盗又来强占香港，死了很多人。我又要逃难，就回到家乡江门新会，1945年才到香港重新读书。

我的学业是断断续续在国难当中前进的，从小就有国难的遭遇。所以我从小爱那些民族英雄：岳飞抗金兵，文天祥把守扬州，戚继光杀倭寇，冯子材杀法国人，邓世昌撞敌船……小时候看那些连环图，看到岳母给岳飞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时，就好像刺在我心里一样，要记住它，精忠报国。

1949年，我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后来又到广州读高一，读了几个月就读不下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迁到广州，乱糟糟的，学校都不能上课，我再回到香港去补习英文。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1949年四五月间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他是偶然相识，但他像一个磁石，把我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吸住了。他当时告诉我，他叫钟守成，所以我始终都叫他钟大哥。

在他那里，我大开眼界。他那里有很多的书、报、杂志，都是进步的，特别是我看到了许多在广州是没法看到的，是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那时，我如饥似渴，我已经是高中生了，结合当时形势，东北解放了，淮海战役打赢了，解放军渡长江了，这些东西都看得懂。这些内容我原本没有答案，我不认识共产党，因为我有爱有恨，但不知道为何爱为何恨。当看到毛主席的著作，看了进步的杂志、书刊，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我们头上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着，总代表就是蒋介石王朝、蒋介石反动政府，而且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怎么干。

（图为庄少萍烈士）

我是解放后才知道，钟大哥的真名叫庄少萍。他去了福建厦门，1949年9月初就被抓了，地下工作很艰险，受尽了苦刑，但他坚贞不屈。在厦门解放前两个小时，被敌人的特务头子下令绞死了。他只有三十七岁，这是我的带路人，让我认识中国共产党，最终参加游击队。

02

改名卢冬，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7月左右，钟大哥告诉我说，我们要分手了，他要到他的家乡，福建厦门。因不懂福建话，我不能跟钟大哥去福建，但我要到广东打游击。那时我是怎么知道广东有游击队的呢？是因为黄谷柳先生写的小说《虾球传》，书中讲一个香港流浪儿童最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故事。所以我跟钟大哥说，我不能跟你去福建，我去广东游击队。

钟大哥说，你要去那里啊，很艰苦的，要走很长的路，要背枪，要跋山涉水，晚上要睡树林石洞，饿肚子，打仗会流血牺牲。他每说一个，我说不怕，没关系，我要去。为什么要去广东游击区是一个大道理，就是要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打倒头上的三座大山。

钟大哥回福建，我到码头送他上船。临分手，他拉着我的手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是毛主席1949年1月新年献词的题目。钟大哥把毛主席的话攥在手里，握着我的手，我知道，这是他对自己出征的誓言，也是对我的嘱咐，这句话让我终身铭记。

后来，香港地下党把我带到东莞石龙下村到对面温塘武工队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成为东（莞）宝（安）地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第三连(海鹰队)战士。当时，武工队拿表给我填名字，我原来的名字叫卢观颐，观察的观，北京颐和园的颐，这是我祖父起的名字。但我把名字改为卢冬，就是因为钟大哥说了很多危险、艰难的话语，都是对我的考验。我参加游击队就是要准备接受最严苦的考验，我改这个名字来表达这种志向。严苦，严冬，寒冬，冬，就有寒梅青松、独傲风雪的意思，那我就要经受这种考验。

卢冬，一用就是七十多年。

我第一场仗是这样打的，因为还没学，不懂怎么开枪。那时有军事教员，但要等他有时间、有条件教才行。还记得在常平旁边的田野上，和敌人遭遇就打起来了。班长紧紧地跟我在一起，他知道我不会开枪。但是我又想打，对面就是敌人，看见了穿黄衣服的，我一上膛，子弹就飞了、上天了，我又上膛，不向上了、向下，钻进水田地里，很窝囊。

1949年10月17日，东莞解放，我与战友们参加了入城仪式。1950年春节，我所在部队惦记支持和爱护过游击队的大岭山老根据地的父老乡亲，组织秧歌队回到大岭山去给老乡们拜年，老百姓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要来，夹道欢迎我们，烧鞭炮，军民关系特别好。连队没有女性，由我扮扭秧歌的女性，很多人都看不出。于是，上级又交给我一项战斗任务。那时，国民党被打散，融进黑社会，组成反共救国军在大岭山闹。他们和老百姓一样，不穿军服，不知道哪个是敌人。那时，我化妆成一位客家女，手里提一个篮子，放一只左轮枪，我们暗中观察，但任务最后却是扑空了。

03

让我回去带新兵，我不愿意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那时，我一直在关注朝鲜战事的动态。大概12月左右，上级来部队抽调20个人去朝鲜前线。我当时要求去，写血书表明我的意志和决心，但参谋长说部队还需要你，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特别小。就我没能去，我闹，参谋长跟我说，下次让我去。到了1951年，我来到中山带新兵训练，当文化教员，进行阶级教育和国际形势教育。

7月，团在佛山大戏院举行誓师大会，随后动员准备奔赴朝鲜。我们坐着两边各有一个口的铁罐火车，7天7夜到达山海关，简陋的木船载铁罐过长江，路上就地打灶生火做饭。

1951年的国庆节是在山海关度过，我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我们第一次唱由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那时候特别高兴，因为来到山海关就基本上可以到朝鲜前线了。但不久就接到命令，排以下的战士交给志愿军，排以上干部一律回广东。那时候不愿接受这个命令啊，已经来到山海关，差一步就能去朝鲜了。前来接人的志愿军营教导员看过我组织的国庆晚会，很想要我。广东兵不会讲普通话，他们也听不懂客家话、广州话，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当时，我所在的团也要求执行命令，让我回去带新兵。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要回广东的那天，我就藏起来，不跟着上火车，然后就藏到了伤员的被窝里。广东部队来找人，一个被窝一个被窝的翻，志愿军营长就说这里都是病人，他们就没有继续翻下去，我就侥幸的留了下来。然后，我怕他们再来，就溜去海边的森林，然后在森林里蹲着，傍晚才敢出来。

傍晚之后我才回到营地，因为那里全是去朝鲜的志愿兵，然后那些战友都特别希望我能一起前去，看到我之后都很高兴，立即给我拿上志愿军的服装，还让我担任二营文化干事。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明明知道是很危险的，但我还是去了，这表明了当时中国人对抗美援朝的决心。

04

让文艺成为朝鲜战场上的武器

过了鸭绿江后，我身上带的棉衣、棉被还加上铁撬，干粮，负重七十多斤前行，那时候我才19岁，我们只能爬山，爬上山又下山，爬上山再下山。山北面是陡的，南面是斜一点，所以上去最难了，下山就好走一点，就这样我们一个山一个山的往南走。公路是物资运送线，我们不能走。几百公里的盘山路，我们就这样走到临津江前线。累得走路都能睡着，打瞌睡仍然跟着大部队前行，走了一个月，没有洗澡，身上都长了虱子。虽然很累啊，但是我一路上还要组织文化宣传活动啊，组织一批宣传员，打竹板啊，唱啊跳啊，更加难了，但我们的心一想到是去前线打美国鬼子呀，一腔热血更加浓郁。

我被分到了文工队，这意味着上不了前线，我不愿意，但是师政治部主任告诉我，文艺就是武器。让我宣传政策，鼓舞志愿军的士气。

在阵地坑道穿梭，我在想我能做些什么？看到北方的相声能表达我们乐观的状态，我就编写了一个作品《访问志愿军》，后来拿到志愿军总部汇演，得了一个奖。

临津江水浪滔天，两岸的小两岸的大山小岭紧相连，这里是世界和平的保卫线，这里是两大阵营的刀子尖，你看英雄的阵地都威武，你听战士们的歌声响连天，怎么响连天？他在哪里唱的你知道吗？他在坑道阵地里的礼堂，在坑道这里唱歌，能把歌声通向四面八方。

毛主席的战略是不打运动战，打防御战，零敲牛皮糖，一点一点往前挤。我们的左后方就是上甘岭，这场战役打了很多天。我们对战术很清楚，每个部队选一个制高点并摸透侦查，了解观察范围的铁丝网、地雷、碉堡，一个团打一个点。后来我写了一个山东快书《夜战八六点九》，介绍我们部队攻打八六点九高地的经过。

后来，我又写歌舞表演，写志愿军将祖国的妈妈寄给前线战士的针线，转送给朝鲜大妈的故事：刚好有个通讯员来到了，大家很高兴有什么东西送进来了，是祖国妈妈寄来的针线和慰问信，有人提议把针线包转送给朝鲜的大妈们。因为在阵地这里，她们对我们照顾有加。

我现在还记得唱那两句：我是小卢，我提议把针线包送给大妈们，小平娘大花轿，两眼含泪把针线包送给朝鲜“阿玛尼”，表一表祖国的爹娘们一片心肠......

所以啊，在朝鲜烽火连篇，我们在那里就是把抗美援朝中解放军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说出来、唱出来，遗憾就是我没能把在朝期间，写的大大小小的作品带回来，不知道是否还有保存。

05

朝鲜战场上的家书

我从朝鲜写的家书，大姐卢诗雅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所收藏，成为宝贵的史料。

讲讲我们的家书吧，我在朝鲜，抗战最前线写了一些家书给我大姐，我大姐是在广州荣济医院，就是现在的第三人民医院。我这批信被我大姐收了起来，没有拿给我，几十年我也不知道，后来几十年后，她才说我还有你的信，她就拿出来。正好当时有个抢收过去家书的这个运动，就把我这些家书送上去，越送越高，我的家书，现在就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家书除了介绍前线情况，更多的是激励姐姐改造旧的自己、旧的思想，争取入团、追求进步：你的理想是宝贵的，是可以实现的，做一个青年团员，是每一个青年的意志，是进步的方向，在你面前我觉得惭愧。我是一个青年团员，但在以前一贯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政治上的帮助是做得很差的，青年团员的任务就是学习，为祖国实现新民主主义而斗争，所以不单是为个人生活而去工作，而是为达到理想而斗争，一切都是祖国的人民的号召。

06

考入北大，向科学进军

1953年，我在朝鲜重病，是严重的肺病发展期。医生后来看完，说让我到后面再去检查检查。后面是哪里，我不知道，就上了车，一站一站把我送回国。三月转来转去，转到黑龙江的海伦医院，检查确认是肺结核发展期，不能再去朝鲜了。所以我就回广东了，回广东以后转院，8月，转业到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工作。

1956年，国家提出号召，向科学进军，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人才。那时，人才不够，全部高中生在读人数都不足以完成这个计划。为了鼓励有条件的在职干部自愿报考大学，出台在职干部制度和调干助学金。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国家需要我打仗，我就去打仗；国家需要我向科学进军，那我就去读书。于是我就报考了1956年的高考。挺难的，我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又有那么多书没读，但下定决心，向科学进军！决心不是那么容易下，在工商联当干部，我的工资是86.5元人民币，去读书只能拿到29块钱，但我就不要86.5，就要这20几块。

07

唱“牛栏”歌曲，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给我戴上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混入革命队伍”，一个是“混进朝鲜前线”。由于我从香港回来，我认识的人又死了，去朝鲜是不让我去的，我又硬去了。于是就给我挂一个牌牌，“美蒋特务”，关入牛栏十年。

什么叫做牛栏，就把你关在一个小房子里，不能动，上厕所还得报告。后来我们出来劳动，开始是放猪、放牛、放马、溜羊，后来看我还能做点事，就让我做泥水、木工、油漆匠、修玻璃，劳动好啊，干什么就学什么，干什么我都会做了，就差一个电工我不会做。有些学生、老师、群众就说我，这样家伙，还是个“万能师傅”。

有很多人坐牛栏是不快活的，我为什么这么快活，我觉得他说我是反革命，我不是就得了吗？我怕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党的政策，我们的党不是不会犯错误，党说了，不能肯定一切，只能肯定正确的东西。不能否定一切，只能否定错误的东西，有错必纠正。党在我心，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干革命来的，我怕什么呢？我不怕。

我就信一条，信党的政策。我不怕，我乐观，我身体好，好在什么时候？最好的时候，就是在10年牛栏。因为10年牛栏的我，劳动高兴，干什么都出什么成绩，做什么成什么，砌墙都很光溜，当时整个实验室的天花板几乎全烂了，我都把它搞好。伙房的大灶需要换一个位置，问我能不能干，我说来吧，我能。我就要感谢庄大哥，他给我启发，引我上路，所以我才叫卢冬，卢冬就要经受考验，我怕什么。

这10年，我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自编自唱，我把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用广州乐曲的腔调编后唱出来。在牛栏里被关着的时候，我都不敢大声唱，否则外面那些关我的士兵，就会进来干涉。其实，我就是抒发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热爱。我的希望，我躺在那里，我被关在那里，我的希望就在党，在毛主席那里。

果然，十年牛栏后，我于1983年平反。别人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的要求就是加入共产党。

1985年，我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08

我的心在祖国

我的家人对我非常好，不是说家对我不好我才离家出走的，我家很重视教育。我父亲三兄弟都被我祖父送到香港读英文书院，家族非常重视男孩子的教育。我的大哥和弟弟都一个一个出国留学，伯父、叔父家的男孩子都出国留学。我是唯一一个祖父的孙子跑回来打游击、参加革命一辈子。

1986年，我出国探亲。那时，我已经离家出走近40年，从没见过我的家人。我到加拿大多伦多见到我的父亲，他很高兴，但也责怪我当时为何跑掉，如果不跑，肯定比弟弟先出国。父亲让我不要回国，生活工作也不必担心，就留在国外。这对我是一个考验，当时多少人要出国，我的哥哥弟弟，很多亲戚都在多伦多。父亲他要我留下来，他老是对他的老朋友说，是我自己跑掉了，我本来要读书的，要来留学的。

那时我听多了以后，也不好说他，我父亲他是为我好，我不能伤他的心，我要考虑他。但是他要我留下，我说，爸爸，我也读了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我的哥哥弟弟都是我爸爸出钱留学的，我没用过我爸爸一分钱，北京大学也不是不好，并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学校，我还是在北京大学毕业。我这样一说，我父亲明白我的心意了。

我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就是因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因为我那位指路人，庄大哥，为了革命，献出了他37岁的生命，受尽苦刑。我改这个名字，卢冬，就是为了向他保证，我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叫我留在美国、留在加拿大，生活没有问题，我父亲都能替我解决。但是，我的心过不去，我的心是在祖国，是在共产党这里，我不会留在那边的。所以我这一生，从那个头开到现在这个尾，我还是一个信念，我们党会越来越好的。

09

老骥伏枥矢志不移

1992年10月，离休后仍在我校“关工委”、“老年协会”中担任工作

1993年12月，被聘任为广州华侨研究会理事，任期五年

2005年9月，任我校离休党支部书记

2006、2008、2011三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其中2006年证书被江门市华人华侨博物馆收藏）

口述整理 | 姚群 刘宸 林晓彤易枝雅 张曼琦 诸媛婷

文字校对 | 刘宸

责任编辑 | 姚群 谭雄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