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
--筑牢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之思考
甘肃中医药大学 郑贵森
新中国建立初,党和国家就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并一贯坚持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作为制定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直至2016年秋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内涵。70多年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与之伴随建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机制有效控制了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大大提高了人均期望寿命,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中彰显了独特作用。同时,和今天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作为公共卫生的主要组成,都在历次重大疫情防控和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发挥了强有力的、高效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凝练成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优越体制的组成。
当今,我国正处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作为诸多系统改革中最纠结、最复杂的命题,在国际、国内新的传染病疫情和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时代背景下,筑牢公共卫生体系和完善可持续运行机制无疑是关键的、不可轻视的社会民生问题,更是新时期的百年大计。
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无数生命换来的典律
预防医学以科学实施公共卫生学措施为表达方式,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形成现代医学体系。其核心价值是预防为主,在我国还忠实地传承了中医“治未病”卓越医学思想和历代医家集成的养生保健理论和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一体的三级预防体系。
几千年来,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因人类与传染病抗争应运而生。发端于20世纪初的预防医学,从着眼于人类群体的健康利益,诞生时就有了自己“利他主义”的属性。尤其是防疫的概念不分种族、不分阶层,甚至不分国籍、国家。特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为标志,其在全球范围内以烈急性传染病控制为目标,组织各成员国通力合作,开展了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传染病防治等事宜。可以说,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每次大进步、大发展都与烈急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相关。随着微生物学、免疫学、营养学、卫生经济学、医学信息工程学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成为现代医学中联系学科最多、涉及面最广的应用科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大规模、最公平、具有发达国家标志性的国家福利政策。因此,公共卫生问题已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政治需要所驱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相辅相随。直到今日公共卫生相关方方面面的发展一直在路上,仍在与时俱进之中。并随时经受着疫情、灾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争等各方面的考验。
两个多月来,由武汉开端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疫情汹涌而至,并迅速蔓延至全国。NCP疫情肆虐,其侵袭力、引发疫情的流行强度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特别在武汉市和湖北省确诊人数和病亡人数实属罕见,危害力十分震撼。给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国家政治声誉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以估量。几十天内武汉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目光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动用国家最高领导力量,启动国家最高决策机制施策,全民动员群防群策,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也再度被推上了前沿。除迅速将此病列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外,决定把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现代化超大城市封闭,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行政资源、医护人才资源、技术资源、物资资源全部向主疫区集中。并采取了史上最严的防控措施,在主疫区实施“四个统一集中”的机制,对所有的居民住户“一户不漏、一人不差”,拉网式登记、测报体温、正常居民居家隔离等措施。通过建立专门医院、改装重症救治医院、方舱医院等手段,在疫情集中爆发的第三周做到了患者、疑似患者“应收尽收”,密切接触者被留观隔离。最大化地“保护易感者、切断传播途径和控制传染源”。从疫情流行强度看,已采取的措施初步见效,疫情呈现阶段性的舒缓。如此壮举再次证明了流行病学的“三个环节,两个影响因素”经典法则。也只有在我国举国体制下才能办到,也是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再次展示。
痛中思痛,疫情爆发给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一个警醒
NCP疫情爆发之患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跟不上高速发展的5G网络、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现代化增量,这些产业越发展、发达,发生烈性传染病疫情后的传播速度越快,流行强度越高。相比而言,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在这次疫情爆发中凸显。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机构、社会相关部门在关键的可控初期,未能实现地方、基层的高效、及时联动和信息无缝衔接,正向正确舆情宣传也显得难以救济。对疫情研判缺少应有的法制意识和专业敏感灵动,没有做到精准、及时依法发布和局地扑灭。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本次特大疫情爆发前后的流行病学调查、病原研究、疫点、疫区的“四早”防控等主责实施方面,远远未发挥出应有的、最大化的技术导向和积极参谋作用。最终形成疫情爆发蔓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付出了惨烈代价。特大疫情面前暴露了现有公共卫生疾病预防体制、机制都存在严重缺陷与不足。也使我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重新认识公共卫生及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重新认识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要性。重新认识统筹建设好、管理好这一体系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不能再有“财神跟着瘟神走”、“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被动模式,常备不懈地像消防体系建设一样,不折不扣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刻不容缓。
预防型的公共卫生体系诞生于抗大疫中,发展在每次危机之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染病的控制必须遵循科学的路径。预防医学诞生近200年来,经典的传染病控制理论就要求在“保护易感者、切断传播途径、消灭传染源”三个环节和两个影响因素,即“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方面着手制定方案、采取措施,有机高效地将疫情苗头扑灭于萌芽之时。其中发现疫情的第一哨点往往在临床医学的视野之中。及时发现、判断传染病或新的传染病疫情既是体现临床医师的岗位胜任能力,又是其法定的岗位职责。
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疾病防控、疫情控制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基于现代“互联网+”和“物联网+”的现代交通、5G通讯、物流等条件下,舆情的作用有时成为严重影响疫情防控的主导因素。人为的社会因素成了影响疫情扩散流行与处置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远远大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力。
虽然我们已有了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在历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在不同的区域均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为社会、政府分忧良多。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疫情过后就被人们逐渐淡忘忽视,获得的资源(政策、资金等)有减无增,人员待遇明显低于同级医疗机构,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人才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些“战前”发展投入不足,必然导致在大疫来临时,技术权威呈弱、法规赋权不够和无权行政担当成为他们的短板,甚至出现了“非专业人做专业的事”之囧况。当前,全国上下正在众志成城打响抗大疫之战时,应认真总结反思,补齐短板,待下一次疫情再来时能多一些从容。
一是当前迅速启动“补短板行动”,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作为百年大计来施。重点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在大数据智慧化、应急装备建设、监测技术能力、防疫物资储备、提高岗位待遇等方面着力,加大资金投入,弥补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系统发展不足问题。将能够胜任防大疫的卫生防疫职责放在首位,而不是维持科研型为主的队伍。同时,把传染病防治纳入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来统筹考量。
二是新一轮现代化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将互联网、物联网、社会治安、市政垃圾清运、民政殡仪等基础因素加以融入。今天和未来所面对具体疫情、舆情处置方案、管理机制和对策都必须建立在现代“互联网+”和“物联网+”之上的速度和效率来考量。相应的法规政策、管理规范、标准体系、应急预案应该是处处、时时体现与防大疫的对称和效能赋权。否则,任何预案、方案将难以谈及现代化格局,应对疫情将是苍白无力的。
三是必须坚守预防为主的方针。要义则是建立一支实用型、应用型的高质量、有一定数量并在新机制运行下的公共卫生防疫队伍,成为这一方针的主要执行人。队伍中既要有工作在各级疾病控制机构中的专业人才,还应涵盖工作在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务人员和其它部门人员。建立平时定期、不定期训练的“公共卫生预备役”机制,战时则是应急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改革中重新定位公共卫生机构职责和人才导向
回望公共卫生及疾病控制体系的建设发展,都可以寻出这样一个规律,即哪个阶段疫情任务重,公共卫生事业就被重视,人才就向这些岗位聚集。说白了,能否胜任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的应对,取决于一线的专业管理、专业技术人才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话语权能否被尊重。“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一是改革、摒弃不适宜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临床医护人员以科研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职称晋聘考核指标。让医务人员安心专研医疗卫生理论技术和集中精力提高服务能力,恪守职业操守,不断强化发现疫情(事件隐患)职业敏感和哨点意识。把对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晋升考核指标从“论文”、科研项目为主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在临床医师、护理人员考核中建立:如门诊诊疗率、住院治愈率、院内感染率、传染病报告及时率、新病种案例发现及处置成功率、出院后复查服务率、患者满意率等指标作为岗位考核指标,并将以上指标列入医疗机构各种评定标准内加以权重。建立严格的考评奖惩机制,对“第一报告人”(吹哨人)等类似环节予以重奖。对于公共卫生医师、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等专业人员的考核,则应采取平时以汇总、研究分析监测动态报告数据,及时发现线索端倪,依法进行查处等履职为岗位考核指标。战时以第一时间及时提出可靠、可用、有效的技术方案和决策建议为岗位考核指标。适量增加学科内科研项目等考核内容,增强预测预警能力。目的仅为武汉疫情后建立完善的控制传染源机制,杜绝或最大程度减少被动的“治疗为主”的控制传染源模式。
二是加大对基层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机构选配领导的公共卫生专业素质培训、考核和胜任能力提升。切实提高他们指导基层及时发现风险与隐患的应急能力,避免由于知识结构缺陷带来的担当能力差、决策犹豫而贻误战机。
三是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应是科学详实,具有手册式的、很强的操作性。其中对疫情的防控预案,要深刻汲取教训,按疫病流行强度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应对。应由同级或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反复演练,落地落实,包括大到应急医院、设施设备、物资储备、联合机制演练,封锁疫源地(封城)的启动程序、宣传、物资较为精准的准备,物流机制模式、居民生活安排等措施准备。小到个人穿着防护操作演练、各种设备使用,“单独作战”能力训练等,做到有备无患。“应急预案”要做到“上备一级”,并作为年度考核该地方、机构、单位的“标尺”,参照消防体系管理,机构、人员配置、各种设备、设施常备均应达到充足、有效(如储备物资应按照有效期更换)。人口较大城市都应建立“小汤山”、“火神山”基地医院,采取平战结合的托管模式,并赋予高效的集成机制。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硬核任务
人才是实现抗疫战役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完善以提高岗位胜任能力为主线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任重道远。预防医学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是现代医学密不可分的科学体系,又是医学教育必修的教程,其实质还属应用型科学。而近年来医学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特别是实践、实验课程确有许多不适应实际应用的问题。比如:理论课时多,实践课时少;在临床等实习环节,约束机制有限,学生实则以备考研究生为主要任务;临床医学理论、操作能力、动手能力弱,所见临床病种少、相关病例少;以本为本的基本学习、训练任务没有按质完成,毕业后的岗位胜任能力差等。还有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则是导师千辛万苦申请、多部门争取到的项目,相当多的项目与自己学科方向不一致,只是为了完成研究而研究。这些都需要逐个重新检视,让医学教育“强基础、厚临床、升预防”,在所有医药类专业课程中设置预防医学课程,提高学生未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提高临床教师的教学育生能力和公共卫生意识,一线疫情相关信息发现意识,防患未然,在未来的岗位上都能是“吹哨人”,特别是救人者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常备不懈。遇到新的感染、传染病时有效地保护自己,最大程度减少牺牲在救人岗位上的白衣战士数量。
期待的未来之变
2月14日,2020年首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明确强调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并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这次会议还指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相信“十四五”规划中会有公共卫生体系体系建设的浓墨重彩。
是的!不能让病毒再攻陷我们的城市和美好的日常生活,更不能因我们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早控制方面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再出现今天这样疫情肆虐。
为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的白衣勇士英雄们默哀致敬!
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英勇奋战下,武汉白衣战神们敢于牺牲的精神鼓舞下,战胜疫情指日可待。
武汉必胜! 祖国必胜!
2020年2月23日完稿 武汉
参考文献:
(1)王绍光.《预防必须为主--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2019.
(2)唐金陵.《疫情肆虐下的公共卫生回望与思考》, 2020.
(3)黄奇帆.《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2020.
(4)胡大一.《弥合裂痕,应对挑战--论全面实施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中国战略》,2019.
(5)冯录召、陈秋兰等.《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围堵策略概述》,2020.
作者简介
郑贵森,教授、主任医师,甘肃中医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甘肃省级重点学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兼任甘肃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甘肃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联合会药膳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中药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行政管理、教学、科研工作30余年,关注甘肃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探索结合中医“治未病”的预防理念,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构建甘肃省中医药文化、中藏药产业的创新体系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建设新模式。主持国家级课题4项,课题鉴定2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16篇,出版专著3部。
策划/审核:吴冰
责编:杨韬 王晶
编辑:赵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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