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 || 思想建党理论的开创

编者按：

用好福建红色文化这一独特资源，对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组编出版的《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系列丛书对于讲好福建红色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今日，我们继续摘录刊发《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推出第11期“思想建党理论的开创”，以飨读者。

1929年12月28-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总结了红军创建两年多来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历史课题，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01

明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确立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根本原则，源于实践探索、现实需要和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

（一）思想建党原则形成的实践探索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同时，红军在党的建设上面临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环境下如何进行自身建设。

当时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1929年6月17日《江西省委通告》指出：“江西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至今还是十分薄弱，党员成分中工人同志仅仅百分之二，党的质量还是没有改变，非无产阶级意识还在逐渐生长。”这种情况造成党内思想不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流寇思想、逃跑主义等大量存在，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其实，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的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中共六大根据中国共产党这特殊情况，提出大量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以改造党的成分的思路。但是实践证明，这思路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三湾改编（油画）

为了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朱德等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随着形势与环境的变化，这种状况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1928年11月，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可见，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有了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萌芽。1929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想，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井冈山斗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在农村环境下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必要性问题、为古田会议决议形成思想建党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思想建党原则确立的现实需要

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红四军党组织和军队也不断壮大。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时只有3600人，入闽后到9月已发展到7000多人。同时，党员队伍也不断壮大，1929年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到红军打下汀州城后，“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了二倍”，到5月打下龙岩永定后，“红四军党员发展到1329人”。然而，在农村环境中发展壮大的红四军，不论是军队还是党组织，基本力量都是农民。从红四军的党组织来看，1329名党员中，工人311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5%；其他95人，占71%。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伴随着红四军党和军队的成长壮大而不断滋长，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取消或缩小红军”等观念、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和绝对平均主义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流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思想，这支初创中的红军将面临蜕变甚至溃败的危险。

为了总结红四军的斗争经验、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进一步提高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29年5月底和6月上旬，红四军前委分别在永定湖雷、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但未能取得一致。而后，红四军又先后召开了党的第七、八次代表大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正确主张并没有被接受，会议没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三）中央九月来信提出红军党的建设指导原则

1929年7月下旬，陈毅奉命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期间，陈毅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5份报告，准确全面地汇报了红四军自1928年4月成立以来的全部情况。

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和中央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以及陈毅组成的委员会，研究有关红四军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按照周恩来的意见，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陈毅写出初稿，经过周恩来修改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929年9月28日签发，这封信被称为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以及周恩来对陈毅的口头指示，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一方面批评了红四军某些领导人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强调了团结。九月来信主要内容包括“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方面，核心内容是关于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及红军中党的建设问题。

1.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九月来信指出红军有三大基本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组织；三是在全国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九月来信强调，“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2.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九月来信指出，红军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来信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九月来信指出，正确的方法是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不能动摇集中这个原则，明确指示前委和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要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

3.关于纠正错误思想。九月来信明确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九月来信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古田会议提出思想建党原则指明了方向。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11月23日，出击东江的红四军返回闽西后再次占领长汀。红四军进抵长汀的第四天，毛泽东也随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由上杭蛟洋到达长汀，与朱德、陈毅等会合。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决定开展红四军的整训工作，并着手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4.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经过充分准备，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分为八个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包括青年士兵特种教育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决议的核心部分是开篇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原标题为“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经毛泽东改定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突出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古田会议决议的首创性在于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

02

指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有效途径

古田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决议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各种突出表现，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剖析其产生的根源，阐述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从而指明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正确道路。

古田会议决议

（一）深刻剖析错误思想的根源和危害

1.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

（1）传统军队旧思想、旧制度和不良作风的浓厚影响。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近代中国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队中旧军阀习气尤其严重。红四军主要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残部以及湘南起义五县农军组成。1928年4月，这三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战士主要成分有：一是揭竿而起没有经过专门军事训练的农民武装；二是转向革命的旧军队，他们与旧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深受压迫、具有一定革命意识的人群，如流氓无产者、土匪及俘虏兵等。红军初创时期独特的历史环境，使得山头主义（也即小团体主义）遗风、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习气等不可避免地流入红军中，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有些红军军官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主张枪毙逃兵。有些军官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纵容、放任的态度，认为“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红四军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并且是“从失败环境下拖出来的”，因此队伍里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非常难改。

（2）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及时清理。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新增加的人员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深刻指出边界各县党的构成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党组织在农村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加上当时土客籍的矛盾，党的支部会议简直就像是家族会议。1929年春，红四军挥师向赣南闽西进军，随着队伍的壮大，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增加人员的成分几乎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带到党内，成为极端民主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思想根源。他们把党委的集中领导等同于“家长制”，片面强调民主而不讲集中，认为“事情不论大小一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否则便是“家长制”。同时，不服从组织决议、组织程序不规范、非组织的批评、开展非组织活动等现象在红四军中普遍存在。历史上农民希望“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党内和军队中也反映出来，当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从军长到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发同等的津贴，但是有些红军战士要求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正如毛泽东所说：“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战斗频繁，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2.错误思想的危害

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指出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危害。比如，小团体主义只维护自己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及整体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妨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严肃指出：“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削弱党的战斗力，同时还导致一些人违反组织原则、逾越组织程序、不服从组织决议，给革命造成损失。例如，军委受前委领导，但刘安恭在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竟然做出限制前委权力的荒唐决定。萧克回忆，红二十九团出击湘南的失败，与违反组织原则、不服从组织决议有很大关系。湖南失败的来龙去脉是这样：1928年7月，湘军2个师向井冈山发起进攻，朱德、陈毅率团下山主动出击。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回师时却出了岔子。红二十九团主要由宜章农民组成，到井冈山后，对山上的困苦生活心怀不满，总想回家乡去。下山后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长官和党代表。朱德、陈毅得知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前往红二十九团劝说，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听从军委命令，返回永新，以解井冈山之危，但是劝说无果。毛泽东急忙写信要求红二十八团和红二十九团返回，但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将毛泽东的信置于一边，继续带军向湘南进军。最后，红二十九团回湘南的官兵大部在半路上被国民党军截杀，红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红四军也遭到了重创。

党内主观主义的批评或互相猜忌，则破坏党的组织，影响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以后，关于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但一直没有解决。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迎来的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议统一思想、认识，但实际上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是由于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不正确，存在较为严重的“非组织的批评”，有的将“党内的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有的“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甚至还在群众中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影响红四军的团结。此外，其他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和军队中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急需得到纠正。

（二）把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主要方法

加强党内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井冈山时期，针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等党内错误思想，毛泽东把“加强政治训练”作为克服错误思想的重要方法。古田会议专门列出“党内教育问题”，将其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作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主要途径。一是明确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古田会议决议详细列10个方面党内教育的材料，其中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使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读物、社会科学经济研究著作，以及适合一般党员的学习材料，例如党的组织常识、政治分析、上级文件等。决议总结红军初创时期的经验，列举了党内思想教育的18种方法，主要有6个方面：（1）通过报纸、书刊进行教育；（2）通过党员训练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3）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进行教育；（4）通过个别谈话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5）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严肃认真的思想教育；（6）通过给党员分配适当的工作，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接受锻炼和教育，端正思想方法。二是把党内思想教育作为党的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要求“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古田会议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初步探索和总结了党的建设规律，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成功之路，堪称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来源：福建高校思政网

排版：苏经纬

校对：林淑彬、周尹琪

终审：林莉（师）

总编辑：宣传统战部

往期回顾

《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 || 长征先锋与后卫

《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 || 抗战硝烟中的血战与坚守

《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 || 解放战争书写革命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