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后，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看到“新年贺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质疑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此时有悲观情绪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在党和红军中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反而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一封长信，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同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
——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
(来源：福建省纪委监委网站）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说：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国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来源：光明日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早期著作中重要的文章之一，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革命道路具像化，揭示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不到两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瑞金成立。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广大苏区军民为革命胜利前赴后继，甘于牺牲，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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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春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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