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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电子版
论曹禺五大经典的贯串主题
曹树钧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1933年至1942年，10年间曹禺创作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五部剧作，近80年的历史证明，它们是可以永远流传于世的经典剧作。这些剧作题材不同、样式不同，但反映的都是中国旧世界的罪恶，它们都有一个贯串的主题：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至今仍具有激励人民追求真善美，鼓舞人心的艺术魅力。
During the ten years from 1933 to 1942, Cao Yu wrote five plays, Thunderstorm, Sunrise, Wilderness, Beijinger, and the Family (adapted from Ba Jin's novel of the same name). Eighty years of history proves that these are classical dramas that can be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themes and styles of these plays vary, but they all reflect the evils of the old world of China. They all have a continuous theme: yearning for brightness, hoping for freedom and happiness. Even till this day, they still have the artistic charm of inspiring people to pursu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关键词丨Keywords
曹禺 五大经典 贯串主题 向往光明
Cao Yu, Five Classical Plays, continuous theme, Yearning for Brightness
从1933年至1942年，短短10年间，剧作家曹禺（原名万家宝）创作了五部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这五部作品，反映的是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雷雨》以20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大背景，舞台表现时间集中在一天一夜之内，展现了周、鲁两家成员之间，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的悲剧；《日出》描写青年书生方达生，在一所豪华的旅馆里找到了分别多年的女同学陈白露，拟约她奔向新生活。可是，陈白露已沦为交际花，依附于银行家潘月亭，终日周旋于达官贵人、洋奴恶少之中无力自拔，最终也被那肮脏罪恶的社会所吞噬；《原野》描写20世纪20年代，军阀部队连长焦阎王横行乡里，为霸占农民仇虎父亲的良田，将其活埋，又将其幼妹卖入妓院折磨而死，将仇虎投进监狱打成残疾。8年后，仇虎越狱报仇，在侦缉队追捕中，最终自杀于黑林子。《北京人》以没落地主曾家的衰败为主线，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反映封建阶级精神的破产，年青一代对生活的追求。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家》，描写高府长孙觉新逆来顺受，被迫同情投意合的梅表妹分离，同瑞珏成婚；三弟觉慧与丫环鸣凤相爱，凤鸣竟被高老太爷送给冯乐山为妾，气愤投河自尽。后瑞珏怀孕，又被陈姨太逼去乡间分娩，受风寒产后故世。严酷的事实，终使觉新省悟，支持觉慧离别这个罪恶之家。
经过80年的时间考验，这五部剧本，已成为曹禺留给世人的艺术经典。这些剧作题材不同、样式不同，但反映的都是中国旧世界的罪恶，它们都有一个贯串的主题：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至今仍具有激励人民追求真善美，鼓舞人心的艺术魅力。
一
1933年，23岁的曹禺构思五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四幕话剧《雷雨》，真实地描写了女主人公蘩漪敢于反抗封建道德，而又找不到正确反抗道路最终被迫害而死；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鲁妈，一生备受旧社会摧残，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的巨大创伤；她的女儿四凤，一位天真、活泼、聪明、热情的少女，社会却残酷地将她扼杀。创作时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着曹禺，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抨击着罪恶的封建家庭和黑暗的社会。
然而，曹禺却透过17岁的中学生周冲，寄寓着他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雷雨》中的周冲，天真，善良，富于正义感，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更重要的，他是作者人生理想的化身。正如钱谷融教授在《〈雷雨〉人物谈》中所指出的：“周冲在《雷雨》中，还不仅是作为一种陪衬，还不仅是起烘托、渲染的作用。他并且还是显示作品的思想性的关键人物，还是《雷雨》这一作品的灵魂的窗眼。通过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的思想深度，可以看到作者反对什么，拥护什么，以及他的力量来自哪里。”[1]（P62）
《雷雨》第三幕，周冲奉母亲之命，给四凤家送钱，然而他却同四凤大谈起他的浪漫蒂克的“理想”。他对四凤说：
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在这世界为着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我恨只讲强权的人，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我们是一样。
你不要这样说话，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姐姐，我的引路的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
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仰着头，好像眼前就是那么一个所在，忽然）你说好么？
周冲说得那么真诚，那么动情，其实这也是青年曹禺的“理想”。因为周冲的主要生活原型就是曹禺本人。
1987年，笔者在撰写《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过程中，多次采访过曹禺和郑秀。
一次采访时，郑秀谈起曹禺创作《雷雨》的往事，忽然停下来问我：“你知道《雷雨》中的周冲是谁吗？”我摇了摇头，郑秀说：“他就是家宝。”我问：“你怎么知道的？”郑秀说：“孙毓棠告诉我的。”郑秀回忆起她同曹禺一起散步时，忽然想起，曹禺的同学、好友孙毓棠前几天悄悄地告诉她：“多拉（曹禺给郑秀起的别名），我看了家宝写的剧本的几张草稿，你知道他那个剧本里头的周冲是谁吗？”
“是谁？”
“就是家宝”，孙毓棠诡秘地笑了笑，“他同他们家的一个小丫头，就曾有过那么点意思。这事，他以前亲口告诉过我的。”
“真的？”
“那可不？”孙毓棠似乎又觉得有些不妥，便又补了一句，“不过，这事可千万别说出去。我只是随便同你说说的，你可别往心里记。”
一天，散步时，郑秀将孙毓棠讲的这件事，直率地问曹禺：“有这事吗？”
“哪会有这样的事！”曹禺一口否认。
“那你当时是否也有虚无缥缈的幻想，像周冲那样，什么明亮的天空呀，大海呀，白帆呀！”
“我不是同你说了吗，别信他瞎说，那不是我！”曹禺迫不及待地申辩说。
郑秀见他真急了，忙说：“我有意逗逗你，让你休息一下脑筋，放松放松，你何必认真！看你急得这个样子！”说罢，郑秀大笑起来，曹禺也赔着笑起来。
孙毓棠（1911-1985），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他和曹禺是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又是清华大学同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同事。孙毓棠酷爱戏剧和文学，在南开、清华学习时他们两人情同手足，同台演过多部话剧，结下深厚的友谊。孙毓棠当然不会造曹禺的谣，曹禺当时正在与郑秀热恋之中，他矢口否认，也是完全合乎曹禺的性格的。[2]（P64）
在曹禺五大经典的创作过程中，鲁迅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
鲁迅是曹禺一生景仰的文坛先驱。鲁迅在世时，曹禺渴慕追随先生，几次在上海想见先生，总无机缘。
然而，正如曹禺自己所说：“我虽然失去了亲自聆听鲁迅先生面教的机会，但是他的作品，对我说了一辈子的话。他的作品哺育了我。”[3]鲁迅的思想，鲁迅的创作，对曹禺的剧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鲁迅晚年的杂文，不仅揭露旧社会的腐败，而且向往新世界的诞生：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4]
这种现实尽管黑暗，但我们仍要努力战取光明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曹禺，《雷雨》中周冲这一形象的创造，周冲对光明的向往，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二
1935年，曹禺开始四幕话剧《日出》的创作。
《日出》动笔之前，曹禺积累了上层社会丑恶行径的大量素材。他到交际花、高级流氓活动的地方进行观察，去得最多的是天津有名的惠中饭店。他仔细观察这个大饭店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和充满铜臭的灵魂了如指掌，《日出》中的××大旅馆，其原型基本上就是天津惠中饭店。
为了写好《日出》，曹禺还多次深入下层人民的生活，感受他们的悲惨处境。他的好友，清华同学孙浩然教授说：“在严冬的深夜，曹禺到天津最破烂的下等客店‘鸡毛店’，找乞丐学数来宝。他还多次到妓院访问妓女（笔者访孙浩然教授）”。
《日出》素材的积累工作结束了，开始进入构思和写作阶段。夜晚，天空昏黑，四周是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被埋进了坟墓。从1933年大学毕业，至1935年构思《日出》，几年之中，曹禺从北京到保定，从保定到天津，过着辗转的生活，视野也大大开阔了。一件件不公平的血腥事实，说不尽的悲惨故事，使他按捺不住愤怒，失眠了好几夜。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一间笼子般的屋子里，曹禺睁着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踱过来，走过去，噩梦一般可憎的事态，种种可怖的人事，化成许多严重的问题，死命地冲击着他、灼热着他的情绪。在情绪爆发时，他摔碎了最心爱的瓷马、瓷观音。他像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上，紧紧地抓着一把泥土。他划起火柴，只见被瓷马的碎片划破了的拇指正流着血，冷静下来之后，曹禺决定用自己的笔把这黑暗的旧社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去憎恨，去抗争。
但此时的曹禺受国立戏剧学校（后升格为国立剧专）校长办公室秘书，接近共产党人的爱国人士扬帆的影响，更加增强了向往光明的创作思想。在《日出》跋中，关于此剧的创作动机，曹禺明确地说道：“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
这种愿望，曹禺在《日出》中通过两个艺术形象加以体现：
（一）陈白露对光明的向往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悲剧性人物。她年轻、美丽、高傲、任性，既厌恶、鄙视周围环境，又不想同它一刀两断。她清醒而又糊涂，热情而又冷淡，玩世不恭而又孤独空虚地生活在悲观和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从她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中、从她的行为中处处可以表现出来。她断然拒绝方达生的挽救。但又怀念纯真、无邪的“竹均时代”。为了钱，她与潘月亭保持着一种肮脏的关系；同时在她心灵深处，又还保留着一些纯真的东西，因此她对潘月亭采取一种敷衍的态度。第二幕“掩护小东西”这一场面，是展示她灵魂中美好一面的重点场面，集中体现了她的善良、正义感和尚未泯灭的反抗精神。
为了深入揭示陈白露灵魂中美好的一面，剧作家曹禺用浓墨重彩层层递进的场面开掘方法，用六个层次表现了“掩护小东西”这一重点场面。[5]（P384）在第五个层次：“推出潘月亭吓退黑三。”陈白露设法逼潘月亭出场，借助钟馗，赶走恶鬼。又一次显示了她的机智。
黑三等一帮流氓被赶走了，剧情并未到此结束，又进入第六个层次：“我喜欢太阳。”这一层次进一步揭示了陈白露做了一件好事之后的满腔喜悦和她对春天、对光明的渴望。
第一幕快结束时，陈白露跑到窗前，欢快地叫道：“太阳，太阳—太阳都出来了。你看，满天的云彩，满天的亮。哦！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日出》改编成沪剧后，更增加了一个唱段：“窗棂一片白茫茫，银光闪闪一层霜。今日春霜把喜讯报，送来了我的好同窗。”表达陈白露的喜悦之情，这一唱段后来成为广大沪剧观众脍炙人口的流行唱段。大大强化了曹禺对光明，对人类幸福生活的向往。
（二）借助“夯歌”象征未来属于劳动者
象征是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常用的艺术手法。曹禺剧作基本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同时也借鉴了现代主义常用的象征方法。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重读曹禺的名剧，就会发现他的剧作不仅仅继承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生活在20世纪的曹禺，在戏剧创作中已经不满足于生活的再现，而是努力借鉴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特点，将它们融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中。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化和升华。在这一创作方法中，他吸收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努力揭示人的深藏内部的灵魂，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心理的真实，让观众和读者思索整个社会、整个人类。[6]（P210）
象征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艺术手法，它十分重视形象，千方百计将抽象的思想概念用具体可感知的形式表达出来，重联想，用暗示。为了通过艺术形象本身的力量揭示生活的真理，曹禺十分重视借鉴、采用象征这一艺术手法使剧本所体现的主题更加意味深长，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日出》中，象征手法获得了广泛地运用，不出场的“金八”这一神秘人物，是可怕的黑暗势力的象征。“夯歌”是未来属于劳动者的象征，“太阳”是作者向往的光明的象征。
这些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剧本所体现的主题更加意味深长，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电影《日出》改编拍摄的过程中，剧作家十分重视“夯歌”的象征。电影导演认为剧本中的夯歌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要加以删去，曹禺坚决不同意。导演执意另搞一个现实的，自认为又意味深长的结尾。
看了片子，曹禺感觉不到那深长的意味，只觉得这个“尾巴”同“光明的尾巴”同样是“一般化”，是个“旧套子”。
“作者心里还是怀念着打夯工人们雄壮而又沉郁的歌声和那令人感到‘突兀’的红光满面、举着巨大夯石、流着汗水的圆脸。”[7]
其实，在《日出》结尾中，那高亢、洪亮的歌声，配合着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传到观众耳中，犹如一个伟大的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向前，生气勃勃地充满人间。这雄壮的声音，似乎向人们暗示：旧的终将死去，新的必将来临。
这样的充满象征含义的处理才真正是“意味深长”的。
1944年，中旅（中国旅行剧团）演员仇铨不幸病故，中旅同仁为他义演募捐，四大著名导演联合执导，第四幕由黄佐临执导，多余的男演员均归黄佐临安排。黄佐临根据曹禺原意，在全剧结尾排了个此起彼伏、气势浩大的“夯歌”，以震动我们的灵魂，告诉人们，旧的终于死去，新的必然来临。
佐临排练的这一结尾，大大强调了“夯歌”的象征意义，是一次杰出的、“意味深长”的处理，突出了曹禺原作向往光明，新的必然来临的寓意，已经载入了演剧史册。
三
1936年秋，曹禺前往南京，担任国立戏剧学校（1939年升格为大专，简称“国立剧专”），专任导师（不久兼教务主任），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教学生涯。
在剧校，曹禺结识了校务委员会秘书石蕴华（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就是接近共产党的扬帆）。曹禺一到南京，石蕴华就主动同他接近，两人常在一起散步游玩，很快成为好朋友。石蕴华常当着曹禺的面抨击时政，他对曹禺说：“你在写东西时，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石蕴华还教曹禺唱《国际歌》。他唱得严肃悲壮、深沉有力。在他的指导下，曹禺很快就学会了唱这首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的声音，深深地印在曹禺的心中，影响了他的一生。
曹禺到国立戏剧学校之初，住在南京四牌楼，斜对面就是国民党的“第一模范监狱”，这里囚禁着大批犯人。每当夜深人静时，常可听到犯人遭受严刑拷打时发出的惨叫声，这使曹禺联想起幼年时代，同他朝夕相处三年之久的段妈，以及当年她诉说的乡下恶霸残害农民的种种悲惨故事。她那额纹深陷的面颊，没有一丝笑容的苦相，连同这些故事，如电影画面似的在曹禺脑海中闪现。
思绪又飞到南开中学，曹禺目睹一批又一批无家可归的平民到处流浪，沿街乞讨。在漆黑的夜里，曹禺听到从万公馆左侧死胡同里传来的叫卖孩子的凄厉的唤声……
由于积累的素材十分丰富，郁结的感受极其厚实，因此曹禺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决定通过写一户农民与一户地主两家之间的斗争，集中反映农村中势不两立的社会矛盾。《原野》的创作十分顺利，1937年三幕戏一个夏天就完稿了。
《原野》故事发生在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年代一个乡村古镇。
十年前恶霸地主焦阎王，抢夺农民仇虎家的土地，勾结官府活埋仇虎的父亲，将仇虎的妹妹卖进妓院，受尽折磨而死，迫使仇虎青梅竹马的恋人花金子成为他儿子焦大星的填房；又将仇虎打进监牢，打瘸了他的腿。八年后仇虎越狱，回到家中，雪耻报仇。焦阎王干下的罪行，一件件，一桩桩，罄竹难书。仇虎原想抓住焦阎王千刀万剐，没料到，他回到家乡，发现焦阎王早已一命呜呼。仇虎深受“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要向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和焦阎王的老婆焦大妈讨还血债。焦大妈听到仇虎回乡报仇，惊恐万分。为陷害仇虎，她一面指使走狗常五向侦缉队告密，一面企图深夜除掉仇虎，不料误杀了孙子小黑子！仇虎杀了焦大星之后，产生一种负罪感，匆匆和恋人金子一起逃进黑林子。在官府侦缉队追捕下，仇虎强命金子脱离包围圈，自己自杀而亡。
《原野》决不是一出仇虎和金子的偷情戏，也不是一出单纯表现仇虎和金子之间爱情悲剧的戏。《原野》的故事再现的，是旧社会劳苦农民在恶霸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描写了仇虎从单枪匹马地进行反抗，到幡然醒悟这一演变过程。剧本最后仇虎终于领悟到，相信弟兄们一块跟他们拼，准能活，表现出劳苦农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向往“黄金铺路”地方的美好愿望。
在《原野》中，曹禺进一步运用了象征的手法，“黑林子”是没有出路的象征，也是黑暗社会的象征；而“莽莽的原野”则是受压者觉醒的象征，“黄金铺路的地方”更是主人公理想生活的象征，是他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1988年，上海戏剧学院许容廉导演的话剧《原野》是一次成功揭示曹禺《原野》这一深刻内涵的优秀演出。
在上海戏剧学院演出的《原野》中，导演许容廉将黑林子作为全剧的总体背景，巧妙地运用意识流、电影化手法，将一般演出所回避的第三幕同其他各幕有机结合起来，使男女主人公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在极富象征意义的背景中获得了充分体现。当仇虎发现他们在黑林中迷了路，心如火焚。这时导演许容廉运用舞台调度着力强化两人的感情波澜，让仇虎在又渴又累的状况下跌坐在土坡上，让疲于奔命的金子也累得躺倒在地上。两人挣扎着，一步步爬近，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时，天已微明，一束艳丽的光冲破丛丛密林洒在两个身上，洒在荆棘满地的林子里。导演的这一处理将仇虎与金子生死与共的真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演出以丰富的舞台艺术语言渲染了这一对情人灵魂的美。“诀别”一场，更将这种美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仇虎在黑林中转了一夜，最后在追捕包围中仍未脱身。他指着铁镣问金子：“今天又要戴了，你后悔么？”金子斩钉截铁地说：“后悔？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她的回答，给仇虎莫大的欣慰。趁金子不备，他向自己心口猛扎一刀。扮演金子的程笛像疯了似地扑在他身上。仇虎飞起一脚，将她踢到基道下，挣扎着用力将包袱扔向远处。仇虎的高大身躯巍然屹立。远处传来悦耳的河北民歌，那是金子爱唱的纺线曲。沿着地平线冉冉升起一道红光。仇虎仿佛看见金子迎着霞光，向着黄金铺路的地方走去。“这结尾奏出了全剧动人心魄的最后一章，像一团火，燃烧了每一个观众的心。”[6]（P174）
四
1937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曹禺接到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的口头邀请。周恩来的秘书张颖同志说：“1939年到重庆不久，周恩来同志就约曹禺同志见面。当时轰炸相当频繁，整个重庆都炸平了。我们在曾家岩刚刚有了那个小房子。恩来同志和曹禺同志就在曾家岩50号见面，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后来他们也就变成了朋友。”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曹禺就对他佩服到极点。这以后，周恩来通过张颖经常找曹禺、老舍等文艺界人士谈话。他还推荐曹禺看《新民主主义论》。一次，周恩来找剧作家吴祖光谈话，谈话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问他到上海后干什么，问《新民晚报》的概况；另一半时间就谈曹禺，关心他的生活问题。周恩来对曹禺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怀，给了曹禺莫大的鼓舞，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曹禺说，他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
1940年7月，国立戏剧学校改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由中专改为大专。曹禺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仍抓紧剧本创作。这年深秋，在江安古城墙边的一间房子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曹禺夜以继日地撰写《北京人》，桌上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这时，他正热爱着契诃夫的剧作，他像契诃夫那样用深邃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人，以隽永的笔触解剖人的心灵和社会的脓疽。
《北京人》是曹禺又一部代表作。此剧通过对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在20世纪崩溃过程的描绘，形象地揭示了封建阶级的自私、顽固和腐朽，无情地宣判封建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剧本善于将复杂错综、尖锐严重的戏剧冲突，通过迂回曲折的形式加以表现，引人入胜，发人深思，显得深沉幽远。《北京人》成功地借鉴了民族文艺的传统手法和契诃夫剧作沉郁、朴素的风格，艺术上更为沉炼、圆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在编剧艺术上，《北京人》具有以描写日常生活琐事为主的突出特点，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把戏剧舞台当作生活本身，让生活自然朴实地展开，达到了生活的“戏剧化”。在戏剧冲突构思方面，《北京人》表面的情节线索是封建家长曾皓棺材被卖事件，曹禺以棺材象征封建阶级的灭亡，又在剧中用虚实结合手法写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三种“北京人”，来象征剧本主题埋葬旧生活、走向新生活的双重含义，以棺材事件为引线，一步步展示封建家族无可挽救的崩溃的命运。
剧中的曾皓是没落士大夫家族的象征，他是家族中权势与精神统治的代表。剧本展示了风雨飘摇的曾家内部曾皓与儿媳思懿勾心斗角，长子文清夫妻性情不和，姑嫂互相倾轧，儿子要离家出走，第三代人曾霆与瑞贞对家族不满。封建家族的崩溃，对于曾皓们来说无疑是悲剧性的，但是封建阶级的灭亡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三幕话剧《北京人》中，象征手法又一次获得了充分的运用。“北京人”是一个总体象征，是剧作家向往的人类理想社会的象征。剧作家描写的曾皓，是封建家庭的象征，封建统治的代表。在《北京人》中，剧作家笔下自然景物的描写，每一个道具，每一种音响，都是局部象征，是他刻画人物性格，揭示深层主题的艺术手段。
第一幕中秋节。秋天是万物开始凋蔽的季节，象征着零落，行将衰败；第二幕中秋之夜，凄风苦雨，暗示着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贯穿全剧的棺材描写，尽管它不出场，但却让观众时时感觉得到，因为它已经融入曾皓的性格、生命之中，是剧情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封建大家庭必然死亡的象征。然而，《北京人》决不仅仅停留在描写旧世界的灭亡，它还鲜明地向观众指明奔向新天地的方向。这一点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观看演出后，力排众议，明确地指出了此剧引导人们走向太阳、走向光明，含蓄而又深沉的意义。从《蜕变》到《北京人》，剧作家曹禺忽然从抗战现实又回到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这个题材上去，这一转折使一些评论家大惑不解。如何评价《北京人》的思想意义，报纸上出现了众说纷纭的议论，甚至有人认为此剧所体现的精神“不但违背了中国的民族思想，而且阻止了社会的进步”。对一些问题的误解和错误的指责，周恩来以理服人，加以澄清。他七次观看此剧的演出，赞扬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指出这个戏虽然写的不是抗战生活，但它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在正确评论指引下，很快地，延安、香港、桂林等地都广泛上演了《北京人》。
夜已深，重庆抗建堂大厅里观众济济一堂，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北京人》的演出。演出末尾曾家的花厅外面鸡叫了，天亮了，愫芳和瑞贞毅然地离开了这个腐朽的家，远远传来了两声尖锐的汽笛声。曹禺让两位年轻妇女以出走的行动发出了反抗压迫和专横的强烈抗议，毅然奔向一个新的天地。这新天地不是别处，就是周恩来指引给曹禺的那洒满阳光的地方。
五
1942年盛夏，曹禺在重庆以东十多公里唐家沱码头的一艘火轮上，开始了两年前就已构思的《家》的创作。这是根据巴金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一部大型话剧。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戏剧作品不计其数，但唯有曹禺的《家》能在舞台上历演不衰。剧作家以自己深切的生活体验创造性地改编了原作，通过觉新和觉慧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不幸遭遇，集中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曹禺的话剧《家》是改编小说的一个典范，其成就并不亚于一部新创作品。全剧激荡着的青春朝气和乐观战斗的情绪，不但鼓舞着当时的青年，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曹禺随着时代步伐正在大踏步前进。
1942年10月，中国艺术剧社获得《家》的首演权，由章泯导演，金山饰觉新，张瑞芳饰瑞珏。剧团排练一个月后在重庆公演，轰动山城。连演三个月，达86场，创造了重庆最高的上座率。《家》是曹禺在抗战后期贡献给祖国文化宝库的又一个艳丽夺目的瑰宝。
曹禺改编的话剧《家》主要内容为：
高府长孙觉新逆来顺受，被迫与情投意合的梅表妹分离，同瑞珏成婚。后来梅芬因战乱逃难至高府，见觉新已有妻儿，怅然离去。觉新的三弟觉慧与丫头鸣凤相爱，但鸣凤竟被高老太爷送给老色鬼冯乐山为妾，她被迫投河自尽，觉慧亦深受打击。高老太爷去世后，瑞珏即将分娩，高老太爷侍妾陈姨太借故逼迫瑞珏去乡间分娩，不料她产后去世。严酷的事实终于使觉新省悟，支持觉慧离别了这个罪恶之家。
四幕话剧《家》结构严谨，第一幕初春，瑞珏进洞房；第二幕盛夏，兵灾巧遇；第三幕暮秋，梅死、“家崩”；第四幕严冬，瑞珏诀别。
剧本描写封建大家族中年青一代种种的痛苦、受难和挣扎，如觉新和瑞珏的不幸，鸣凤、梅的死，觉慧的出走，由此反映了1925年以前面临崩溃的封建势力的腐朽和罪恶。但同时也反映了年青一代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一幕“洞房”，两扇大门摆在台中，隔开了两边，一边是象征着封建的古老的花床，一边是象征着希望与新生力量的大窗，瑞珏与觉新的独白，显示出两个人物心底的秘密。
不一会儿，观众原以为洞房里只有两个人，忽然从床底下接二连三爬出正在“听房”的三个淘气的孩子，最小的手里还抱着一只猫睡着了。顿时，全场观众哈哈大笑起来。
瑞珏看到三个孩子，十分热爱，表现她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第二幕第二景，“兵变”之夜，高家这个大家庭第一次这么清静。
瑞珏和觉新畅想着晚年的他俩。
儿子、儿媳妇站在这边，姑少爷跟女儿站在这边，过着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这一场面生动地揭示了剧中两位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周恩来当年看了对这一场戏赞不绝口。
尤其是最后一幕“诀别”，寄寓了曹禺向往光明、向往人类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
瑞珏将要去世之前，剧本是这样描写的：
【不断的杜鹃啼声传来。
瑞珏（忽然）明轩，你记得我第一天来的夜晚，杜鹃在湖边上叫么？
觉新（泫然）记得，那时候是春天刚刚开头。
瑞珏（梦一般的迷惘）嗯，春天刚刚开头。
觉新（绝望袭进他的心，凝视着她，沉痛地）现在是冬天了。
瑞珏（声音低弱而沉重）不过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逐渐闭上眼）
淑贞（忽然）大哥，你看，嫂嫂闭上眼了。
觉新珏—
【大家匆忙却是静静地围上去，钱太太也推门走进。
【外面杜鹃一声声凄婉而痛彻地鸣唱着。
【窗外正落着漫天的大雪。
幕落
1960年，笔者看过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公演的《家》，由吴仞之导演，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剧中童正维主演的瑞珏，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寄寓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时室内景推远，背景是漫天的大雪，一阵又一阵传来杜鹃的啼叫声。
大雪象征着瑞珏的纯洁，也象征着严冬过后是春光明媚的美好时光。这样的情景铭刻在每位观众的心头，停顿几秒钟，剧场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也寄寓着每一位观众对人类美好生活、对光明普照大地的世界的热切向往。
曹禺话剧《家》问世后，先后有四川人艺、天津人艺、上影演员剧团、北影剧团等剧团多次演出，并将此剧列为它们的保留剧目。曹禺的《家》还成为艺术院校培养青年学子的基本教材之一。仅以上海戏剧学院为例，就在1957年、1960年、1981年、1999年四次将《家》作为毕业公演剧目。1999年陈明正导演的99届表演系毕业公演的《家》两次赴京演出，演出在可容1700人的世纪剧院，观众非常踊跃。在演出后的座谈会上，专家们一致赞扬，认为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应该多排一些像话剧《家》这样有质量的经典之作。
无论上戏、中戏，还是各省的艺校，曹禺的《家》经常演出，成为他们训练演员表演和台词的基本教材。
曹禺的《家》还产生了世界影响。1985年上海人艺赴日本演出。日方希望演出剧目是第一流的，导演、演员也是第一流的，经反复研究最终选定曹禺的《家》。由佐临导演、魏启明、陈奇、乔奇、宋忆宁等著名演员担纲演出。佐临执导该剧时，将原剧长达四小时内容压缩在两个半小时内。在东京、名古屋、大阪、横滨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备受欢迎。
1982年10月，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表演艺术中心公演英语话剧《家》，又一次大获成功。这次演出演员由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学生担任。演出时，不少观众为剧中人瑞珏、鸣凤、觉新、觉慧的命运流下了眼泪。美国评论界认为：“《家》的演出使美国人深刻地理解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后来发生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钥匙”，此剧是该校“推出的一部舞台力作”。曹禺的话剧《家》极大地扩大了曹禺经典剧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1982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演出的《家》制成录像，在一家美国电视台播放了四次，这是国外用电视转播曹禺经典剧作全剧的最早记录。此剧演出的录像片断，还被编入关于曹禺的大型电视传记片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巴金的小说《家》与曹禺的话剧《家》，这两部名副其实的经典，将永远活在亿万中外观众的心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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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世雷雨[M].潜江市曹禺研究会主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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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嫣，一木.访曹禺谈《日出》[J].瞭望，1986（06）.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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