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入党一生报国：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之一曾炳钧_中国政法大学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中国政法大学从建校之初，就继承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优良的红色基因。从北京政法学院时期作为“干部学校”性质的办学，到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组建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始终发扬红色传统，不忘社会主义高等院校的办学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特开辟《红色记忆》专栏，挖掘党史中的优秀人物、典型事迹，以传承红色传统，鼓舞士气人心，发扬时代精神。”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八旬入党一生报国

——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之一曾炳钧

曾炳钧（1904-1994），四川泸州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清华大学政治系首届学生。1934作为清华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获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哥仑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历任云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京政法学院。

他一辈子梦寐以求国家富强繁荣，两次申请入党，85岁高龄终偿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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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立志高远

1925年，曾炳钧从四川泸县中学考入清华。他三岁丧父，家境并不宽裕，在经济上除得到四川泸县的学业补贴外，每天下午4-6点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书出纳处的助学工作以及翻译、写稿的酬劳就是他的生活来源。但生活的清苦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求。他善于独立思考，勤奋笔耕。1928年《国闻周报》上连载了他的《印度问题之鸟瞰》，对于英国的对印政策及印度的自治运动做出详尽阐述。在他与同学创办的《认识周报》上发表过《最近世界政治大势》、《德国复兴与英法关系》、《阿富汗内乱与英俄》、《法比密约》、《胡佛就职与美国外交》、《战后欧洲各国的高税政策》、《德国海军秘密文件与东疆问题》等文章。

青年曾炳钧充满朝气，除读书外，他积极组织与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曾任“青年励志会”大会主席和《弘毅（北京）》刊物编辑。弘毅学会会章中写道：“ 本学会以砥砺人格讨究学术，交换思想，以谋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为宗旨” 。他参加发起 “边疆研究会”，其初衷是：“帝国主义者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进逼……同人等凛国势之颠危，知挽救之不容或缓，固有边疆研究会之发起”。

大学毕业后的1930-1934年曾炳钧在社会调查所与陶孟和共同主编《社会科学杂志》。1934年他在《国闻周报》的经济时评专栏上发表了《危机日迫之中国经济现状》的文章。他关注中国劳工组织及国际劳工运动,1930年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欧战前国际保工运动概观》；1932年完成了《国际劳工组织》一书，作为社会研究丛刊第十种由社会调查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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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钱学森》所载赴美留学生合影，1935年9月3日，“杰克荪总统号”邮轮抵达美国西雅图后，钱学森（由上数第二排右一）与其他20名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在船上合影（其中9名是1934年录取的应届留美公费生：曾炳钧、戴世光、杨绍震、徐芝纶、罗时钧、赵镈、黄开禄、宋作楠、孙令衔；另外，同船赴美的11名中国留学生是：谢兆芬、雷光翰、赵夔、陈允征、邱中文、朱民生、卓牟来、朱宝镇、祝新民、柳无垢、周惠允）。经曾尔恕老师确认，由下数第三排右一为曾炳钧。（转自白晟老师博客）

1933年清华恢复公费资助留美制度，曾炳钧通过了庚款考试，1935年秋于上海与钱学森、张光斗、赵九章等20余名清华学生乘邮轮踏上了负笈美国的求学之路。课堂、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奋发苦读，他在一年后便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其间严重风湿热病魔的缠绕和战时停发公费的经济上的拮据，没能阻挡他完成学业，以知识振兴祖国的信念更为坚定。

他是学者，而首先是爱国者

曾炳钧在美读书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9月，胡适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曾炳钧见报即给胡适写信：“际此时危势亟，先生以学者出任艰巨，实行救国抱负；牺牲的精神，至深敬佩……”他与清华同学组织两月一次的“现代问题座谈会”，1940年钱端升先生与周鲠生先生等抵达纽约时他曾以此座谈会的名义组织当地华侨和华人学生欢迎。

1941年2月，曾炳钧在哥大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中日冲突在英国议会中的反映》。正是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寇疯狂轰炸重庆。毕业不久后的一天，曾炳钧在纽约街头遇到了学长冀朝鼎先生。冀朝鼎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国民政府驻纽约对外贸易公司担任秘书，负责经手运输美国政府支援中国的物资。冀先生告诉曾炳钧有一艘名为S.S.Gunny的挪威货船，载有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P40型战斗机，由于没有合适的中国人担任押运而不得起航。国内抗战局势急需这批新型战斗机，希望他能接受委托负责押运。出于抗战爱国的民族感情，曾炳钧谢绝了朋友们的劝告，放弃了在美国供职的机会，签下生死状，作为唯一的中国押运员于4月17自纽约启程，取道大西洋、绕道好望角，转印度洋，直至7月12日抵达仰光。在历经了每天都是生死考验的三个月后，曾炳钧8月初回到昆明，将一船新型战斗机押运回祖国，投入抗战。他自己随身所带的物品主要是满满两大木箱书，后来这些书伴随着他辗转仰光、昆明、重庆、武汉直到北京。

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1947年春在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鼓舞下，曾炳钧与武汉大学金克木、韩德培等六位教授于5月28日在上海《观察》上发表《我们对于当前学潮的看法》,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和谈，谋求统一。同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军警特务千余人包围学校，抓捕师生数十人、开枪打死学生三人、打伤多人的血腥惨案。曾炳钧闻噩耗立即赶赴现场，在当日的教授会议上极力主张罢教，向社会呼吁营救师生。几日后他被推选担任教授善后委员会主席，发表正义宣言，并作为教授代表亲自到武汉行辕进行强烈交涉，营救受迫害的教授和学生，要求严惩凶手，抗议军警进驻学校。

追求真理,百年树人

目睹了中华民族经历的深重苦难，曾炳钧对祖国的未来抱有强烈的期待。1948年曾炳钧重返母校就任于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后接任了陈岱孙先生的工作担任系主任。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清华大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代。1951年曾炳钧作为中南区参观团副团长带队参观了土地改革运动，参加了华北行政委员会民主建设的考察，并担任小队长到广西参加了8个月的土改工作。这年的10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曾炳钧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问题》。

1952年院系调整时曾炳钧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1954年他被分配至国家法教研室，1955年被调往国务院法制局协助整理财经法规。1956年，他担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主任，曾兼任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国法学会筹备会委员。他在教研室严格要求所有课程内容都要经过各教研组老师集体讨论，要求每个教师必须制定个人教学和科研计划、写出具有出版水平的教材，鼓励青年教师多做历史科学的基本功，提倡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讲授历史发展规律要让材料说话。他身体力行,在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提交了长篇论文《我国国家机构的民主性质》。他参加了“中国国家与法”全部讲义的集体讨论，并主要承担了从殷周至秦汉时期法制史课程的讲授。1963年法制史教研室出版了曾炳钧与薛梅卿合著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第一册“奴隶、封建社会部分（校内）”及经他审阅的第二册。这部教材是北京政法学院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是新中国国内出版最早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之一，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最初使用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是基于这部教材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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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27日，北京政法学院召开第一次科学研讨会，图为曾炳钧教授发言

在学术研究上，曾炳钧提倡争论，认为“从争论中发现真理，推动真理，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1956年8月他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集的座谈会上直言：“依我个人意见，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有的怕争鸣会在立场观点上出问题，其实只要是从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立场、观点虽不中，不远矣”。1957年他在《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

曾炳钧认为培养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人才需要经过千锤百炼的打磨，他说：“培养一个合格的法学人才确实要有一个过程，古人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于1979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曾炳钧担任法制史专业导师组组长，被师生们尊称为“曾公”。1980年中国政治学第一届年会上他被推选为副会长。那时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坚持参加教研室的会议，关注学校的进步与发展。为师育人，他常在家里接待师生，认真地与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他热忱而严格地指导研究生，给他们开列必读书目，督促他们多读书、读经典并要求写出读书笔记，每次课上围绕专题进行讨论和点评；他写信给在外地做学术考察的学生，介绍老师、指导资料收集、开列书目；甚至在82岁那年他还扶着手杖穿过马路、到教学楼4楼教室旁听年轻教师的授课，并在课后与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克服由于青光眼造成的严重视力困难，持放大镜逐字逐句为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

他曾说：“我是教授法律史学的，我热爱这项事业。教书不光要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就如同不仅要给求金者金子，更重要的是教会他点金术。”垂暮之年，他在病榻上握着他指导的学生的手殷切叮嘱，“一定要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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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炳钧教授

85岁的“新党员”

早在1955年，曾炳钧就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他曾说，“我在思想上的进步，是事实教育了我，因为我亲眼见到国民党的黑暗腐败，而共产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国民党无力救中国，共产党使祖国起死回生。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曾炳钧一生忧国忧民，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进步，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关注，即便在文革迫害的高压下也不例外。文革后，在举国全力以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几代爱国人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夙愿时，他觉得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支持，再次递交了入党在志愿书。志愿书上写道：“十年浩劫，国家和个人均遭逢大难，几频绝境。幸拨乱反正，国家转危为安，重又走上大规模建设的坦途。……我自知年事已高，岁月无多，能力有限，贡献不大，但自信报国之志不衰，奋发之心未泯，他无所求，但愿在有生之年作为党的一个成员，尽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的光辉事业革命目标奋斗到底。”1985年，中国政法大学党委根据曾炳钧一贯表现和本人志愿，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员。这一年，他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面举手宣誓，激动得老泪纵横。

参考资料

曾尔恕：《百年树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有感》

周恩惠：《路漫漫兮驱驰不辍——访著名法学教育家曾炳钧教授》

（本文经曾炳钧先生之女曾尔恕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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