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专题·2021年第3期丨校史中的党史

《美术研究》2021年第3期封面

封面作品：文国璋《塔吉克人叼羊》(局部) 2010-2015 年布面油彩200 × 500cm

【编者按】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特邀党委宣传部部长、校史研究学者秦建平撰写“校史中的党史”专题文章。

校史研究·校史中的党史

美术与赤火 ：李大钊与北京艺专青年

秦建平

内容提要：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之一北京美术学校创立于1918年。以民族救亡图存为初衷、始创于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这所国立美术学府，自诞生之日起便以国家民族兴旺图强为己任。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之日起，这所美术学府便与党的奋斗历程风雨同舟，一路前行。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积极在北京高校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在北京艺专建立了党支部，这也是最早的高校党支部之一。北京艺专的热血青年积极追随李大钊的革命道路，为了革命理想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23岁的姚宗贤牺牲于“三一八”惨案中，25岁的谭祖尧、31岁的方伯务与李大钊在1927年4月28日一同走向了绞刑架。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作为后辈，谨以此文致敬生命止步于青春岁月的先烈们。

关键词：李大钊；索薪斗争；“三一八”惨案；牺牲；姚宗贤；谭祖尧；方伯务

甲午战败后，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在外敌入侵和封建王朝衰退的局势下，寻找国家、民族救亡图存之路。在西学东渐之风下，中国社会进入“求变”的大趋势，但从洋务到维新，温和的改良变革未能带来中国社会的实质性改变，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在年轻知识分子中赢得了支持与拥护，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封建帝制，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构建起一个和平统一有序的新世界，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因帝制复辟、政权交叠、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加剧等等而陷入混乱。为唤醒民众，寻找中国新的出路，一批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海归知识分子兴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高峰便是五四运动。[1]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点虽然都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那些对巴黎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2]

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北京美术学校，是蔡元培先生教育救国思想体系中“以美育代宗教”学说的具体实践，这所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的先驱者与同辈仁人志士一同努力探索民族救亡之路。在这条美育救国道路上不乏沿着革命道路前行的先锋者，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北京美术学校（1922年升格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5年9月改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10月又定名“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积蓄了革命的土壤，一批艺术青年追随中国共产党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求变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国立美术学府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入“求变”的大趋势，从洋务到维新，中国近代社会倡导变革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单借西方透进来的一点新鲜空气，靠模仿“坚船利炮”等西洋制造物件已经无以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朝野上下有识之士喊出了“教育救国”的呼声，力主废除千年以来的旧式科举，兴办新式学校教育。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旧学逐渐走向新学，传统经学体系向现代教育模式过渡。[3]从《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到《奏定学堂章程》（又称 “癸卯学制”），特别是1906年正式设立“学部”，[4]清廷为兴办新式教育开始了行政制度上的准备。

辛亥革命终结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随着“启蒙”与“救亡”运动的兴起，教育也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1912年蔡元培受命组建教育部并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之路，而美术教育也在蔡元培先生的推动下，在这条“现代之路”上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途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高度评价蔡元培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贡献，他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知名学校校长或许在某些学科卓有贡献，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5]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德国深受欧洲先进思想影响的蔡元培应孙中山先生之命执掌首任教育总长，在德国研习哲学、美学的蔡元培，接触到了欧洲前沿的现代艺术，也让他认识到了艺术对于开化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按照其“世界魂”（World Soul）的观念，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是通过宗教经验去提升，而是通过对美的沉思体验去改造。[6]1912年初他提出了“新五育”（五主义）主张，同年将“美育”列入了政府教育宗旨，“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7]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引领者，他针对改良派所谓维护民族“内核”、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的复古观点，1917年，他直接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勇于开风气之先的新思想，也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进步。[8]蔡元培力主美育实践，向政府提出了创办国立美术学校的建议，终于在1917年10月得到批准。[9]北洋政府顺势而行，以行政命令正式开启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历程。同年10月到11月教育部为北京美术学校的筹办连发三号“委任令”，从中亦见政府对创办这所美术教育机构的重视。10月30日发布“委任令第五十一号”：“兹派郑锦筹办北京美术学校”；之后的10月31日又发布“委任令第五十二号”：“兹委派本部主事杨维新会同筹办美术学校”；而不出一个月，于11月26日发布“委任令第五十六号”，直接任命郑锦为校长，“兹委派郑锦为北京美术学校校长”。[10]既奉“天降大任”，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学成回国的郑锦，抱着“欲以所学餮饷国人”的志向，躬身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现代美术教育办学实践中。从无到有，从有到成型，郑锦与同时期的开创者们满腔热血，艰难求索，孜孜以求，努力搭建起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雏形。1918年4月15日，国立第一所美术学府——北京美术学校正式成立，无疑是划时代的历史进步，从政府要员到社会名流悉数出席开学典礼。从当时见诸报端的报道看，堪称当时国内文化教育界的大事，也因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美术事业发展之路。[11]开学后，郑锦与开创者一同致力于这所初创学校办学体系的完备，使其更科学合理且合乎国情，传统的中国画、图案科与西洋画科同时设立，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思潮下追求现代化的新风向。

二、李大钊与北京国立八校的索薪斗争

李大钊（1889—1927）

进入192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态愈益混沌不安，外敌虎视眈眈，内政羸弱，时局动荡。刚刚起步的现代教育仍处于艰辛的探索中，而立于社会、政治潮头的北京高校师生勇担国家民族大任，外争民族主权，内反封建残余，运动迭起。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大潮中、以美育救国为使命的北京美术学校，从创立那天起便挑起了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使命担当，从“五四”运动爆发，美校的师生与北京大学等在京高校的师生便一同投入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

然而当为国分忧、为民请命、走上十字街头的师生们转身校园时，面对的却是举步维艰的教育困局。时局持续动荡，教育总长“出走”，教育经费被军阀挪用，学校教职员欠薪，正常教学难以为继，北京各高校陷入僵局，迫使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师生奋而发起了内争教育主权的索薪斗争，亦称为“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运动。[12] 北京学界这场旷日持久的索薪运动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教育初创时期的筚路蓝缕。

五四运动以后，学潮迭起，但为时甚暂，且多属对外问题，或含有政治性质。此次运动则完全为学校自身生存问题，为中国教育史中积欠经费之开端。自此以后，欠费愈多，北京而外，延及各省。教职员因生活所迫，屡有举动，政府常置之不理，盖已视为故常矣。[13]

作为国立八校之一的北京美术学校（1922年升格为美术专门学校），积极支持并参与其中，前京畿道校址也成为八校联席会的“会址”和“秘书处”。[14]

索薪斗争最早起于1919年冬。由于军阀战争、政权争夺、政局混乱，教育经费几乎陷入政府置之不问的境地，五四运动之后，教育积欠日多，各校为维权采取罢课、停职之举向政府施压，1919年冬便发生了一场教师索薪罢课。1920年教育联合会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议决案”，然而政府置若罔闻。[15]至1921年3月，北京国立八校教师薪俸已积欠三个月。八校于是联合起来展开了针对政府的索薪斗争。斗争始于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他于1921年3月被推举参加了索薪斗争的组织委员会，直接领导并参与北京教育界的这场索薪斗争。[16]

1921年3月13日，在北大教职员会议上，胡适、陈世璋提出，要求政府“拨付积欠薪俸及国立各校经费”，决定3月14日起暂时停止职务，并推出陈世璋、马叙伦、李大钊等11人组成委员会。[17]《晨报》3月13日刊登题为“教育经费独立之大运动”的报道，称“北京教育界以政府积欠各校经费至三个半月之久，且对于将来之教育经费，亦无确实办法，不得已而起为同盟罢工运动。”“自三月十四日起暂行停止职务，要求政府于直辖各铁路收入项下，拨付教职员积欠薪俸及国立六校常年经费。”“选出郑寿仁、陈世璋、马叙伦、王绍瀛、王星拱、陶履恭、何基鸿、周象贤、顾兆熊、谭仲逵、李守常（李大钊）十一人，以执行上述决议案。”报道称，“闻法政、高等师范等校将于近日开会讨论此问题。该二校教职员多与北大相通，开会直接通过，必不免于与北大、高工采取一致行动。”[18]

据《京报》报道，1921年3月14日起，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八校）教职员开始全体罢工。[19]3月15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也标志着北京学界自此有组织地开始了索薪斗争。上午十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二十余人，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会，公推北大代表马叙伦为临时主席，定名为“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同时推北京美术学校吴起凡、杨敏修为庶务、会计组干事，北京美术学校徐瑾、北大之李大钊为新闻组干事，成为联席会议之核心成员。表决会议目的为“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经费”及“清还积欠”。[20]会议决议自3月16日起，教职员联席会每日下午一时半到三时半，于北京美术学校开会，商议索薪事宜。[21]会议发表《国立教职员停职宣言》，于3月17日《晨报》全文刊登。《宣言》称：

学生终日皇皇，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皇皇，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能安心授课。试问教育机关困穷至此，还有何法可以维持下去。若说财政艰难，何以政府办那些毫不相干的事，一用就是数千百万，而维持这几个经费有限的学校，便没有钱了？况且政府现在明明还在那里添设特种学校，而于缔造经营了多年的几个国立学校，倒反眼看着他们停闭而不维持。似乎政府不维持教育，不是没有力量，乃是没有诚意，不是不能，乃是不肯。

我们再不能忍了。所以我们于三月十四日宣告暂时停止职务，与政府做最后的谈判，问政府是否还有维持教育的意思。如果还有维持教育的意思，就要政府由现在最确实的收入，如国家所办的铁路、邮电等项内、指拨一点点定数，做教育的经费，并须确实的保障，不得挪移或减少。如果办到这样，各校才能持久，我们才能恢复职务。如这种要求办不到，我们宁愿政府明明白白的宣告他停办教育，断乎不愿再和政府苟且敷衍，使教育事业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并且贻误了许多青年的学子。

凡我们的举动，系为急救垂危的教育事业，系为巩固长久的教育事业，系为使国家不要成为无教育的国家。[22]

《宣言》铿锵有力，显示了国立八校执着维系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决心与誓言。自此后的4个月间，国立八校代表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教职员联席会76次，各种临时会议百数次。[23]期间为达目的，八校校长数度联合辞职，以向政府施压。4月15日，由于校长们一再向教育部提出要求，一直没有确切的答覆，八校校长联名辞职。

为呈请辞职下月请迅予派员接替事

窃校长等自上月十四日教职员停职以来，一再呈请大部设法维持，一面尽力疏解，始终未得要领，然犹苦心孤诣，勉力支持，不遽辞职者。良以教育为国家命脉所关，苟有鲜决之法，必当竭尽绵薄，以维国本。校长等区区愚性，谅邀洞察，惟昨奉次长交到经费及偿还积欠办法两条，恭读，以为与教职员所主张相差甚远，贸然转达，必无效果。校长等一再慰维，委系无法解决，不得已呈大部恳请辞职，应请迅予批准，派员接替，已释重负，毋任迫切待命之至。

谨呈教育部总长。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熊崇煦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代理校长张黻卿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吴宗栻

北京美术学校校长郑锦[24]

1921年4月26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召开第二十四次大会，主席马叙伦因病缺席，由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25]

索薪斗争的高潮持续4个多月，至5月底。其后一直未间断，持续至1923年底。11月24日，八校校长上书国务总理、教育总长。希望将庚子赔款“俄国部分之全部，尽行拨为中国教育经费，同时以一部分拨交国立北京八校，以应急需。”[26]八校校长呈请得以批准。1923年12月5日，会址设在“美专”的教职员代表联合会开会，通报教育总长允在教育经费中拨出8万元，这场持续近三年的学界索薪风潮方告一段落。[27]

这场索薪斗争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起步的艰辛，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和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先贤为了民族救亡和中国教育走上现代之路矢志不渝、呕心沥血。蔡元培始终主张教育应独立，在其1922年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明确提出了教育经费拨付渠道，“各区教育经费，都从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28]

三、李大钊与北京艺专党组织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根据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时，必须成立委员会会。”“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北京的党组织于1921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李大钊任书记，李梅羹任财务委员，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中共北京地委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29]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成功实现了国民党改组，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被选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同时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要负责人之一， 这有力推动了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北京的国民革命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李大钊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培养积极分子，并从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1924年初，中共北京党的组织一度遭到破坏，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由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张国焘、高君宇、赵世炎、瞿秋白七人组成，李大钊担任书记，谭平山任副书记。1925年，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推进国共合作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各界群众的革命运动。随着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李大钊自1918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担任教授。共产党成立后，他领导的北京党组织积极引导和支持高校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活动，并在高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1925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以及清明中学、艺文中学等建立了近50个中共党支部。[30]其中北京高校的党支部13个。艺专青年学生、1924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姚宗贤担任党支部书记。

四、23岁艺专学生：“三一八”惨案中遇难

1926年3月18日艺专学生游行队伍

1925 年北京，前排 谭祖尧、赵其文、刘开渠， 后排丁桂元、柯仲平（丁桂元家属提供）

此时的中国局势内忧外患，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执政的北洋政府难抵外敌入侵，而军阀为争夺实权又与外敌狼狈为奸，不惜牺牲民族利益。1926年3月16日，日本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八国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所谓“最后通牒”，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3月17日，北京各团体纷纷集会商讨，向政府请愿，驳覆通牒。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市支部等十八个团体，在南花园一号开会，议决请政府强硬驳覆通牒，推出代表，携带公函前往外交部请愿。[31]同一天，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左派)、北京学生总会、广州外交代表团、中俄大学反日讨吴张大同盟、畿辅大学、中法大学、师范大学、法政大学、女师大、北京艺专等社会各界、各团体代表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会。对于大沽口事件之公使团通牒,议决三种办法：(一)即日驳覆通牒，(二)不许日舰带奉舰入口，(三)驱逐八公使团出京。另议决两项：(一)请国民党军改变作战目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二)定于十八日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32]

1926年3月18日上午十时，“群众渐集天安门，计有北大、师大、法大、女师大、中大、朝大、艺专等公私立大中小学八十余校学生，国民党(北京)市部、北京总工会等六十余团体约五千人。会场布置，在天安门正中搭台一座，台上悬白旗两面，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33]大会之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段政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段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姚宗贤速写像

北京艺专青年党员谭祖尧受组织委托，保护李大钊，也因掩护李大钊而受伤。学生党员代表姚宗贤为艺专请愿队伍领队，遭到政府卫队枪杀，子弹从背后穿透心脏，当场牺牲，年仅23岁。参加游行的艺专学生谢一新、刘尚存、张兰甫等相互掩护，亦不同程度受伤，幸免于难。谭祖尧经在场同学急送医院后苏醒，与谢一新留在医院救治。[34]

惨案发生后，各界愤慨，强烈谴责段政府的卑劣行径，北京各校纷纷罢课，举行追悼会，悼念死难烈士。得知消息的鲁迅把激愤之情写入了他正在撰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他写到，“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35]鲁迅把这一天称作“国民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的学生刘和珍是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著名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是为纪念“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而写，4月12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鲁迅文中表达了“出离愤怒”的心情，痛斥段政府“下劣凶残”的行径，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36]今日再读，难掩唏嘘。

惨案消息立即见诸各大报端，北京的《京报》3月21日刊发《大流血之后各校现状》，其中报道了北京艺专悼念姚宗贤的消息：

艺专学校昨日下午开各班代表大会，各同学对于此次卖国的段政府屠杀市民的惨剧，异常愤慨，一直主张奋斗到底，兼之该校学生姚宗贤君亦遭惨杀，尤不胜其悲愤......

又前日（十九日）下午四时，该校学生会，派出总务股委员王万鑫、沈顺、女生丁桂元等赴国务院将该校西洋画系三年级死难学生姚宗贤棺木，雇大车运回该校，停放大礼堂。因原棺过薄，血涔涔下滴，同学见此皆惨然痛苦。该校校长林风眠，当允由学校行政经费内，提出现款二百五十元，为姚烈士治丧费用，更换新棺装殓，当将姚烈士遗骸由原棺取出，观察伤状，见枪弹系有后右肋穿入，复从前胸部穿出......眉额眼角及前后身体皆有木棍伤痕多处，死者两手紧抱前胸，状极可惨。当将遗体抹洗干净，延至深夜十二时，才装入新棺，停放在该校礼堂台上，全校同学及外宾纷纷前往吊祭，无不泪下......[37]

五、与李大钊一同走向绞刑架的艺专青年

《顺天时报》有关烈士遇难的报道

1927 年 4 月 29 日《顺天时报》关于李大钊、 谭祖尧、方伯务等烈士牺牲的报道

北洋政府惧怕革命形势的扩大，“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段祺瑞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临时执政令》，次日即发布，对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发出通缉。鲁迅等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北京革命形势一时陷入紧张中。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于“三一八”惨案发生两天后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此后国民党要员徐谦、顾孟余等离京，共产党方面的领导人于树德、陈延年、陈乔年等也相继调往南方。李大钊独自承担起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革命斗争重任。[38]

段祺瑞政府因惨案的发生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被迫下台，4月，张作霖在日本军舰的配合下率奉系军阀进京，加剧了白色恐怖。张作霖进京后发布安保条例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秘密处决，当年，一批进步人士或被杀或被捕，北京形势日趋紧张。[39]中共中央致信李大钊要他暂时离开北京前往武汉，李大钊考虑到国共两党合作与革命形势，特别是策应北伐的需要，坚持留在北京。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利用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势头，壮大了共产党的组织，发展了革命力量。自“三一八”惨案发生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中共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共青团也日益壮大，许多大中学校都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同时国民党员队伍也在壮大。李大钊积极配合北伐，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或直接领导地方党组织支援北伐。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壮大了北方的革命势力，国共合作呈现良好态势，分化削弱了军阀势力。[40]

国共合作的形势，北伐的势如破竹，成了张作霖的心头大患，奉系军阀政府加紧了对李大钊等革命进步人士的搜捕行动。1927年3月底，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北京艺专青年谭祖尧，其女友李婉玉的父亲在海军部工作，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便火速让李婉玉通知他们快速离开北京。此时两人已确定婚期，李婉玉希望与谭祖尧共赴广州，但谭祖尧拒绝了：“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已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41]4月6日，北京全城戒严，上午十时半，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警车、宪兵、特务等近千人，不顾外交惯例，突然袭击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以及苏联远东银行、苏联东省铁路驻北京办事处和俄款委员会，大肆进行搜捕，躲避在苏联使馆内的李大钊被捕，设在使馆区旧俄兵营内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正在工作的人，当即被捕：艺专的谭祖尧、北大学生范鸿劫和杨景山、师大学生谢伯俞，国民党北京市执行部的邓文辉、路友于等，李大钊夫人及两个女儿也一同被捕，儿子李保华因外出办事侥幸躲过，被捕的共35人。在四川会馆捕去吴平地等同志，在各大学宿舍也进行搜捕，共逮捕了八十余人。次日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报道“军警保卫大使馆,搜查共产党大本营”。[42]搜捕的内因是公使团(除苏联外)为了消灭“赤党”，暗地允许张作霖派中国宪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李大钊狱中22天，写下《狱中自述》，三易其稿，反复说明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非常不平等条约，唤醒国内多数民众，“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而此时北京处于白色恐怖中，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也开始了“清党”，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苏联使馆搜捕结果令国民党右派更加警觉，蒋介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3]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等20人在京师第一监狱看守所刑场被处以绞刑。这一惨绝人寰的凶残行径引起各界震动，各大报章纷纷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4月29 日，北京《晨报》刊发报道《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李大钊首登刑台》，“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神色未变，从容就死。”[44]

连日追踪报道李大钊等人被捕、受审情况的《世界日报》，4月29日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被处绞刑的经过：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 ，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45]

与李大钊一起第一批走向绞刑架的还有刚走出校门的艺专青年谭祖尧，最后一位是艺专青年教师方伯务。谭祖尧牺牲不久，未婚妻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离家出走。第二天，人们发现，她已冻死在张作霖官邸旁的雪地里。装敛时，家人发现她的腰间还别着一把匕首。[46]方伯务先于李大钊于3月15日夜间被捕，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走街串巷，深入工人群众之中，组织发动了北京人力车工人运动，曾编创《人力车之歌》，在北京车夫中传唱。他是在19位革命同仁就义后，义无反顾最后走向绞刑架的那位勇士。方伯务就义后，被安葬于北京城南教子胡同和麻刀胡同之间的湖南义园中，齐白石为其题碑：“衡山方君伯务之墓”，并题写碑文：“愤军阀之残暴兮，忧民命之将绝，求民族之自由兮，谋社会之改革,智与仁始终，唯英烈之不灭。”师友将其遗作辑成《衡山方舟画册》出版，北京艺专教授齐白石、姚华、凌文渊、冯臼等在画作与画册上题跋以示纪念。[47]

注:

[1]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第394页。

[2]同上，第507页。

[3]王建郎、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94页。

[4]同上，第891页。

[5]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6]迈克尔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陈卫和、钱岗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7]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载高平叔：《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页。

[8]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署名蔡孑民，先后刊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出版；《学艺》杂志第一卷第二号，1917年8月付印，9月出版。

[9]李中华：《筚路蓝缕兴国美——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2008年，第7页。

[10]《委任令第五十一号六年十月三十日》，《委任令第五十二号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委任令第五十五号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均载于教育部编审处编纂股《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六期，1917年12月20日，国家图书馆藏。

[11]《中国第一国立美术学校之开学式》，载1918年4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14号，第三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2][1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7页。

[14]同上，第427-433页。

[15]李燕博主编：《李大钊北京十年教学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349页。[16]陈继春：《郑锦艺术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24页。

[17]《北京大学高工教职员议决罢工自本月十四日起实行》，载1921年3月13日《京报》第二版，转引自《李大钊北京十年教学篇》，第350页。

[18]《教育经费独立之大运动》，《晨报》第二版，1921年3月13日，转引自李燕博主编《李大钊北京十年教学篇》，第350页。

[19]《北京大学高工教职员决议罢工自本月十四日起实行》，载1921年3月13日《京报》第二版。

[20]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27-428页。原载《教育界之罢工风潮》，载1921年3月16日北京《晨报》第三版。

[21]《教育界之罢工风潮》，载1921年3月16日北京《晨报》第三版。

[22]《国立教职员停职宣言》，载于1921年3月17日《京报》第二版，转引自《李大钊北京十年教学篇》，第351页。

[23]陈继春:《郑锦艺术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转引自王工：《北洋政府时期国北京艺专三烈士考》，《美术研究》2001年第4期。

[24]《北京教育界已全体辞职》，载1921年4月19日上海《申报》第二张第六版。

[25]《消息沉闷之学潮》载于1921年4月26日《晨报》第二版，转引自《李大钊北京十年教学篇》，第356页。

[26]《俄赔款拨充八校基金之运动》，载1923年11月27日上海《申报》第二张第六版。

[27]1923年12月9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镌》第47期，第三版，北京。

[28]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395页。据《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出版。

[29]裴赞芬、宋杉岐：《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30]同上，第153页。

[3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0页。

[32]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50页；王工《北洋政府时期国立艺专三烈士考》。

[3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51页。

[34]王工《北洋政府时期国立艺专三烈士考》。

[35][日]菊池秀明：《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清末中华民国》，马晓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3-234页。

[36]鲁迅：《记念刘和珍君》，载于1926年4月12日《语丝》周刊第4期，后由作者编入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37]《大流血后之各校学生》，载于1926年3月21日《京报》第三版。

[38]王洁主编,北京李大钊故居研究室编著：《李大钊北京十年事件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04-305页。

[39]同上。

[40]同上，第321-322页。

[41]钟治德：《与李大钊一同就义的谭祖尧》,《红岩春秋》2019年第6期。

[42]王工：《北洋政府时期国立艺专三烈士考》,《美术研究》2001年第4期。

[43]王洁主编，北京李大钊故居研究室编著：《李大钊北京十年事件篇》，第342页。

[44]《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李大钊首登刑台》，载于1927年4月29日《晨报》第三版。

[45][46]钟治德：《与李大钊一同就义的谭祖尧》,《红岩春秋》2019年第6期。

[47]杨锡祥：《与李大钊一同走向绞刑架的湖南画家》，《文史博览》2014年第9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后辈，谨以此文纪念为民族大业而献身的革命先驱，致敬生命永远止步于青春岁月的艺专先烈们。文后，笔者根据近几年已有的研究成果与文献梳理了三位北京艺专烈士的简介，辑录于此，以期载入史册，以勉后学。

附:北京艺专三位烈士简介

姚宗贤，字绍筝，四川会理人，1904年生，1917年秋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18年秋参与发起组织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与同学联合发起成立云南近代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大同社。1920年10月，以大同社成员为骨干，用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创办革命刊物《滇潮》月刊，积极传播新文化运动思潮。1922年秋，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同年11月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1924年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艺专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艺专支部书记的职务，参加北京学生总会的领导工作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党务工作。1925年发起成立云南旅外学生革命组织新滇社。1926年3月18日，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也是这次活动的具体组织者之一。大会之后作为艺专领队带领请愿队伍前往达执政府门前广场。政府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制造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姚宗贤惨遭北洋政府军警枪杀，英勇牺牲，时年23岁。（参见中国军网——英烈纪念堂英烈名录）

谭祖尧（1902-1927），四川江津人。1920年考入江津中学，一年后转至重庆联中，1922年秋，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同年11月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读书期间，追随李大钊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同年被组织任命为李大钊的秘书之一，向各使馆收集、整理重要资料。《新青年》停刊后，参与创办《新军》杂志，被誉为《新青年》杂志的再现。1926年3月18日，组织并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北洋政府卫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制造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谭祖尧与李大钊等受伤。“三一八”惨案后，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俄兵营内，谭祖尧随同李大钊迁入协助内外的组织联络工作。1927年4月6日与李大钊等一起被捕，4月28日，与李大钊等一同被奉系军阀政府处以绞刑，英勇牺牲，时年25岁。（参见王工《北洋政府时期国立艺专三烈士考》，《美术研究》2001年第4期；龚灿滨《谭祖尧、吴平地烈士殉难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方伯务(1896-1927)，又名方舟，湖南衡山人。1922年秋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同年11月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科，受教于陈师曾等,并曾拜访同为湖南籍的齐白石，绘画造诣颇高，花鸟画在读书时已声名渐显，石印《四时花鸟画册》发行，颇受欢迎。1926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在校期间追随李大钊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北京人力车工人运动。1927年3月15日夜间被捕。4月28日，与李大钊等一同被奉系军阀政府处以绞刑，英勇牺牲，时年31岁。（参见杨锡祥《与李大钊一同走向绞刑架的湖南画家，《文史博览》，2014年第9期；参见王工《北洋政府时期国立艺专三烈士考》，《美术研究》2001年第4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工先生于2001年曾专门撰写论文《北洋政府时期国立艺专三烈士考》，为这一专题的学术研讨打下了研究基础。党委宣传部孙文对本文查阅档案文献资料有重要贡献，特表感谢。）

秦建平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新闻发言人

论文全文详见中国知网

学报编辑部 戴陆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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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丨吴琼

编辑丨何逸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