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法原从隶法生,“二爨”奇趣有古风《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

2020/2/16美术知识

晋宋时期中国书法高度繁荣,特别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行草书,更成为永恒的经典,影响极为深远。至于楷书,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与南朝宋时期的《爨龙颜碑》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两件作品。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二爨”传奇

这两块碑合称“二爨”,是云南仅存的“南碑瑰宝”,距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云南曲靖《爨宝子碑》原石出土,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被冷落多年。当地一乡民曾用此石做压豆腐的石板。直到咸丰二年(1852),曲靖知府邓尔恒(?—1861)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急忙派人找到了卖豆腐之人,遂将碑石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爨宝子碑》因此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被誉为“滇中第一石”。

《爨宝子碑》拓本

《爨龙颜碑》始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著录,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中也有记载。清道光七年(1828),阮元在陆良贞元堡(即现在的薛官堡)访得,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了跋语。此碑从此闻名于世。

《爨龙颜碑》拓本

此二碑均为长方形,其中《爨龙颜碑》较大,高3.38米,宽1.46米,字数也较多,正面碑文24行,904字,背面题名3段,313字,俗称“大爨”。《爨宝子碑》碑高1.8米,宽0.6米,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下列题名13行,行4字,俗称“小爨”。《爨宝子碑》的碑文作者及书丹者,已不得其详。《爨龙颜碑》碑文是爨道庆所作,词采富丽,文笔凝练,富于感情,显示出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但书者亦不知是谁。从立碑的时间来看,“小爨”早于“大爨”53年,可谓半个世纪两块碑,一大一小相耀辉。

南中爨氏的辉煌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爨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家族,曾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南中地区,据有相对独立的统治区域,兴盛数百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少数民族地方文化: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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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是爨氏统治南中的强盛时期,爨宝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爨宝子生于东晋太元五年(380),19岁时即“弱冠称仁”,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他为官清明,审时度势,对外宾服于中原王朝,对内实行平等相待、团结和睦之策,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可遗憾的是,爨宝子英年早逝,卒于东晋元兴二年(403),年仅23岁。他死后,僚属和百姓悲痛万分,特为他树碑立传,即《爨宝子碑》,以为纪念。

《爨宝子碑》原石

《爨宝子碑》原石

比之爨宝子的英年早逝,爨龙颜算是寿终正寝了。据《爨龙颜碑》的碑文记载,爨龙颜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6),享年61岁,由此可推算他应生于公元385年,比爨宝子仅小五岁。据记载,爨龙颜仪表不凡,操守高尚,性情温和,未出仕时已远近闻名。曾被推荐为主簿、别驾从事史等职,皆推辞。后又被朝廷选拔征召镇守西南,并代理建宁郡太守,堪称封疆大员,荣耀一时。碑文追述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表明当时爨氏家族的格外强大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折射出滇东这片沃土昔日的繁荣。

风格与鉴赏

与东晋妍美的行草书风相比,“二爨”愈显得质朴无华,稚拙率真。其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古朴的气息,令人过目不忘。王、爨虽大致处于同一时代,但对比极为鲜明。这与字体、书写功用、材质等的不同皆有一定关系。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我们称“二爨”书法是楷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它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楷书,而是显示出极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由于此二碑同出于云南边陲,同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人物事迹,也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所以风格是比较接近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隶法与楷法的融合,显示出过渡时期书法的典型特征。从书法史上看,魏晋与隶书繁荣的东汉相去不远,当隶书向楷书过渡,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新旧杂糅、楷隶相掺的情况是很正常的。这是人们的书写惯性使然。我们观赏《爨宝子碑》(“小爨”)与《爨龙颜碑》(“大爨”),隶书特征都比较明显,特别是“小爨”,隶意显得更为强烈。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二)“力量美”与“姿态美”的结合。比较而言,“小爨”沉稳朴茂,势沉骨健,庄重大气,高古苍茫,如老罴当道,绝无一丝柔弱飘浮之气。结构丰富多姿,放异生奇。从气息上看,略显板滞,灵动稍逊。“大爨”则用笔遒劲,结体极尽变化,空灵萧散,姿态横生,敛放自如,如仙人啸树,自有一股率真飘逸之气。比之“小爨”,唯力道稍逊。二者总体风格接近,笔法也相似。略有不同者,“小爨”方多于圆,“大爨”圆多于方。方则力健,圆则姿美,而结体尤多变化,都是力量美与姿态美的结合。

《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本文节选自《楷书王国》

王海军 著

《楷法原从隶法生,“二爨”奇趣有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