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颜真卿书法评议二题

《中国美术报》 第210期美术聚焦

颜真卿书法评议二题

杜 浩

关于《罗婉顺墓志》的讨论

近年来颜真卿书法不断成为媒体、大众关注的焦点，几年前日本推出颜真卿书法大展，展览题目定为“超越王羲之的名笔”，此标题将颜真卿书法历史地位重新定义，博得了人们的眼球。策展人真的认为应该这么定位颜真卿的书法史地位还是为了媒体轰动效应？不得而知。

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海报

此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了呼应这一事件的热度，推出了颜真卿碑刻拓片展览，同样引发了文化圈的高度关注。其关注和谈论的重心，大概就是颜真卿的书法成就远远超越王羲之，为历史上颜真卿的书法史地位鸣冤叫屈。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发掘唐代元氏家族墓葬时，发现一合署名“颜真卿”书丹的墓志，据称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迹真品。这则新闻，将颜真卿再次推至舆论关注的焦点。

以上消息之所以引起关注，对普通人来说一是颜真卿的书法及其人品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二是此次发现是颜真卿书法唯一的科学考古发掘，也即是说此前其他颜真卿碑刻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现，而且此碑书写年份仅次于此前出土的《王琳墓志》，是最早期书迹之一。

《王琳墓志》（局部）

笔者关注颜真卿书法现象多年，当看到这一报道，并没有感到惊奇，一则是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还会有包括署名“颜真卿”书丹在内的更多的古代碑刻出土，二是以我对颜真卿书法面貌的了解来说，此碑并不违背常理。颜真卿书法面貌多样，早年和晚年差异较大，我们一般常识中往往用“雄浑大气”等词语来形容颜真卿是非常片面的。颜真卿书法面貌除了雄浑一路外，还有和雄浑气象完全相反的一路，比如《多宝塔碑》，就有古人用“秀媚多姿”评价，也有人评价《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为“以秀劲取姿”等等。

此次出土的《罗婉顺墓志》笔画比较细挺，与我们常识中粗壮的笔画有差距，但是我们同《王琳墓志》《李玄靖碑》《宋广平碑》《臧怀恪碑》相比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就是在整个颜真卿流传的碑刻墨迹中，属于肥厚一路的仅仅是一部分。

《罗婉顺墓志》（局部）

从结体上来看，《罗婉顺墓志》已经有了如沙孟海先生所说的“平画宽结”的特点，也就是颜真卿书法的横画没有柳公权、欧阳询那么倾斜，其结构“不以欹侧取妍美”，而是横向外拓得气势，这也就是后人说的篆籀的结体方式。我们知道“以欹侧取妍美”是王羲之等人从魏晋时期总结的书写规律，被后人普遍接受并成为历史主流的一种书写方式，然而颜真卿的书写恰恰背离了这一主流形态。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信奉创新精神的人所一直津津乐道的。

我们在谈论鉴定一件古人作品时判断为伪，比较容易，但是判断真，的确很难。因为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在一个偶发的状态下完成的，所以必然有异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往往会成为否定一件作品的理由。如果断定为真，则需要对这一独特性做出说明，这是很困难的。

另外，对于书法而言，大字、小字、不同材质下的书写都会有差异，我们在谈论一件书法作品时往往会忽略这一前提条件。颜真卿有许多大字或者成为榜书，非常有气势，这也是有人说颜真卿的书法有“庙堂气象”。但是如果换做小字，两者的书写方式会很不相同，在面貌上也会造成差异。

很多资料显示，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前，不管是社会声望、官职还是书法名气，都还不是那么高，此通碑刻书写时，颜真卿只是一个比县令还要低的官吏，书法面貌也与时人没有拉开距离。唐代书法教育兴盛，整体水平高，类似于这样的碑刻书写水平并不鲜见。

笔者认为，《罗婉顺墓志》符合颜真卿早期书法面貌一般形态，无论从用笔特点还是结构特点，都说明颜真卿早期书法和当时唐人所共有的一般特点吻合，不必用其晚年某些作品的风格来怀疑此碑的真实性。

颜真卿书法评价的历史脉络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书圣”王羲之后极为重要的书法家，然其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不是唐代而是宋代，这一现象不仅仅与书法本体有关，从更广阔视域来审视，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命题。我们目前的唐代书法史往往将颜真卿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这样一种地位并非是唐代历史的真实状况，确切地说是后人眼中的“唐代书法史”，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许多问题便无法解释。

笔者近日出版了专著《颜真卿书法评价研究》，此书关注研究颜真卿书法现象，之所以进行这样一个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关于颜真卿的书法史料看上去虽然不少，仔细梳理后发现大都是后人的，直接的经过前人考证的唐代史料几乎没有，就颜真卿本人而言对书法问题乃至文艺方面的言论几乎没有，如从颜真卿出发来做研究无从下手。已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邹跃进先生说“研究一个死了的颜真卿更有价值，你想重新定义颜真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已经形成，不要和古人争长短”。在和书法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刘涛先生谈起做颜真卿的研究时，他也认为“从史料来看，一个死了的颜真卿更容易找到资料，而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书法家单独做一个书法研究的难度大而且根本找不到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料”。其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许多惯有常识并不属于唐代，追本溯源，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颜真卿是演变而来的。其三，我们所谈论的颜真卿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属于一个语言现象，即颜真卿的形象是人们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成为我们考察研究的对象，然而语言本身有自己的规律，从全球大的学术背景来讲，从对对象的研究转向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这种学术趋势，是学术发展不断深化、细化的结果。

后世对颜真卿书法推崇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对其作品收藏、著录、整理、题跋这一活动中，各种复杂因素经常揉在一起。对其作品的珍视往往并非出于单一的艺术角度，也并非单一的政治文化因素那么简单。任何一种粗线条的勾勒都有可能将问题简单化。前人对这一问题往往以“书以人贵”作为解释的主要理由，但这一未经过深究的解答并不能解释人们围绕颜真卿书法所热烈讨论的书品、人品问题。

颜真卿书法面貌中所体现的内涵，为后人无限解读提供了可能，书法中所折射出的某些现象仍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必要。后人对其书法作品的评论所热衷的是其人品和风格之间形成的某种同构关系，当然这一同构也经过了大量评论者的选择和整理。人品和风格之间得以沟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颜真卿书法中所体现的某种“书写精神”，而这一精神也许正是人们所纠结的人品、书品问题的关键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定位沿着“人书同构”的线索得以完成，此种同构关系对颜真卿风格的最终定位有较大的作用。评价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时代以及文本中语言的来源、使用及其目的都会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中有语言使用的外部因素，也有语言自身的内部规律。

对颜真卿书法的批评、推崇同时存在于古典评价中。不管是推崇者还是批评者，他们所共同使用的主要工具还是“二王”体系所形成的一贯审美标准。古典语境转向现代语境，其评价的关键词也随之转变，这一转变对颜真卿书法地位的再次推崇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近现代的书法史著作不但可以很自然地接受苏轼等人对颜真卿推崇的论断，还有更进一步推崇的意愿，原因在于现代语境中“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我们现在关注颜真卿书法有特殊的语境，即现代科学话语体系，在这一语境中，颜真卿的书法史地位需要得到重新的阐释。但是当我们总览历史时，需要有宏观的眼光，我们既要了解当下的逻辑理路，也要了解古人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不会用当下来轻易否定前人。■

《罗婉顺墓志》（局部）

编辑| 赵 墨

制作|千 惠

校对|王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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