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为上|化景物为情思——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文思境界的营造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特点决定了其创作必须强调思想性、主题性，突出主旋律，发挥艺术作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这就要求创作主体营造好党史题材美术作品的文思境界。

创作主体精神的确立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文思境界的营造要注重创作主体的心情蒙养。心即思想，情即情感，心情即为意，意既是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也是创作的灵魂。意是创作的原动力，只有有了意，创作主体才能对党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情感。

古人云：“意在笔先。”艺术创作要以意为先导，统领整个创作过程。意是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任何形式、技法都是作为手段为主体精神服务的。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特别强调意的表现和境界的营造，也就是突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境界。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在创作作品《晨钟》时，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从内心感悟到共产党人伟大的胸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顽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境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着我对党感情的加深，创作欲望也随之产生。新时代需要以史为鉴，振奋民族精神，唤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深化主题，挖掘党史中的现实意义

深化创作的主题思想、挖掘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使命与价值。这就需要创作主体深入学习党史，寻找有价值的史料，研究并挖掘出对当代有现实意义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我历时数月创作了数幅党史题材作品。我精研党史、领会党史，梳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感人的、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从而进行深入思考，为创作做准备。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24年大革命的到来，我从中挖掘出3个主题，创作出《晨钟》《新血液》《里程碑》等作品。

《晨钟》描绘的是李大钊，他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幅作品主要突出李大钊对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新血液》描绘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其中体现出共产党人的胸怀，中国之富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社会极其黑暗。作品《里程碑》描绘的就是在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照亮、指引中国革命前行的画面，突出了党的伟大形象及崇高境界。画面借鉴宋人山水画全景构图的造境方式，还原了社会黑暗、压抑、沉重的氛围，力求营造一种悲壮史诗般的画面以及丰碑式的力量感，突出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的历史担当，从而使作品内涵丰富，有厚度与深度。视觉上则营造出浓重又明亮的笔墨境界，化实为虚，于混沌中放出光芒。悲壮的画面唤醒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意识，革命的火焰照亮了中国大地。

肖培金《里程碑》 纸本设色 260厘米×145厘米 2002年

形成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意境基础。古人云：“立象以尽意。”象是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意是主体精神，意象是充分体现主体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境是由审美意象产生的象外之象，是表达无穷无尽之意的象，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故意象是境界产生的基础。

意境是作品的灵魂，化景物为情思，是中国艺术之三昧。当创作主体具备了主体精神后，就需要寻找与之相呼应的客体，使主体有依托，如此，情与景才能发生碰撞和交融，进而产生意境，也就是“立象以尽意”。客体形象是“立象”的基础，更是“尽意”的载体。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借形式技法写客体形象，旨在表达主体的思想情感。象是作品的导火索，选择好创作客体和生活原型对境界的营造非常重要。特定的客体只能表达特定的思想情感，即特定的意。《易》云：“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类”字说明景与情须各循其类。因此为表达创作主体对党的思想感情，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客体形象只能选取在我们党发展历史中对党无比忠诚、充满正能量、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具有高尚人生境界的革命人士，如李大钊、赵世炎、萧楚女等。而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大事件，如党的成立、遵义会议、长征、西安事变、转战陕北等，其背后则蕴藏着深层次的意。

从影像资料看，李大钊朴实大度，文质彬彬，他是光明、智慧的象征，具有坚强不屈之精神。面对敌人多次的酷刑，他从不畏惧，是典型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代表。如果其形象塑造未能体现出他的铮铮铁骨，只塑造出唯美的一般文人形象，便起不到“立象以尽意”的作用，传达不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达不到追求特定意境的目的。

创作主体须对客体形象进行归纳、提炼、概括，抽象出体现客体形象精神本质的艺术符号，形成主客体的“复合体”，也就是抓住客体形象的神，神即客体物象的精神本质。形是纯客观的，意是主体的思想情感，是纯主观的，神则是主客观的综合，是由客体通向主体的桥梁。

中国艺术尚意，艺术创作就是抓住客体形象的神形成意象，进而实现境界营造的过程。邓椿在《画继》中说：“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神是生成审美意境的桥梁，“传神”则是获取审美意象的“不二法门”。沈宗骞说：“凡物得天地之气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欲以笔墨肖之，当不惟其形，惟其神也。”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要强调以形写神，把握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精神本质，传神为上，获取审美意象。否则，即使有一定的表现技巧，抓不住客体的本质，徒有其形，也不能表现出真正的神，只能是党史的图谱或图解说明书，因为其缺乏思想内涵，难以成为艺术作品。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处理好形与神的关系非常重要。张彦远说：“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与俗人道也。”亦是强调抓住客体精神本质的重要性。

然而如何在党史题材美术创作中以形写神、以神尽意呢？这涉及创作主体在创作中对形神关系的认知。形是神的基础，神得形以体现，古人因此强调以形写神。而以形写神又非以形似求之，而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写其神。李贽诗云：“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要求作画须形神兼备，不能只求形似，而要神似，神似在绘画形象中表现为“不似之似”。

在党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对形象的把握须相对写实一些，保持客观的真实和对党史的尊重，既要“度物象而取其真”，同时又要“遗其形似，得其神似”，“神似”则有气韵、有境界。就是说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形神的掌控有一个尺度，既不拘泥于形似，为对象细节所束缚，掉进写实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又不脱离对象，而是保持似与不似之间，即“离形得似”，这是审美意象的特征所在。

齐白石说得深刻：“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象处理，不似有失其真实性，太似则伤神，主观的情感和本体语言难以注入，难于形成审美意象，这就要求所绘形象既能反映物之真，但又能摆脱俗气。形象刻画如果过于谨细，极尽逼真之能事，往往会流于俗，而摆脱了俗，形象就会“清”，画面就会有气息，作品就会有境界。“不似之似”的形之所以能表现神，是因为它在不拘常形的同时抓住了常理，不似的是客体的表面现象，似的是物象的常理和精神本质，即苏东坡所说的：“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尤其是党史题材中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只能借助影像资料，遵循人和事的常理加以想象。造型上则需要创作主体在创作中遵循艺术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作，从而达到所不似者，形也；所极似者，神也；所遵循者，理也；所创造者，法也。创作主体要以写神尽意为目标，只要紧紧抓住这一点，即便是以很重形似的写实方法塑造形象，照样能够使画面超脱凡俗而有境界。同时创作主体还要注重绘画的本体追求，即绘画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价值，强化审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