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 蘇富比进驻亚洲40年观察之一：蘇富比为什么选择香港？

蘇富比首拍场景（图片由蘇富比拍卖提供）

2013年蘇富比四十周年的秋拍，系扎根亚洲四十年的重要拍事。为了这个喜庆之年的秋拍，蘇富比整个专家团队倾力在全球搜集极品，而诸多藏家也为这一庆典而慷慨释出顶级珍藏。全球客户纷至沓来，一时间，人们会形容香港会展中心内人头攒动，抑或人声鼎沸…一个小细节：就连取咖啡的地方都排起了长队!如此人气，也难怪四十周年的秋拍会交出傲人的成绩单——总成交额达到了41.9亿港元，大幅超越此前28.8亿的估计!这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国际拍卖行在亚洲历年来最高的总成交纪录，同时四件拍品突破亿元。一个礼拜的拍卖已于10月8日在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如今的香港已经是继伦敦、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在业内几乎可以形成共识的是：没有1973年蘇富比的入驻，香港或许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非凡的市场号召力。由此看来，香港能够占据艺术市场世界第三的宝座，蘇富比可算得是第一功臣!目前香港作为亚洲艺术市场的优势十分明显——自由港、健全的法制、位于亚洲的核心地区、金融等相关产业齐备、链接中西方的纽带。于是乎，中国大陆或者世界各地的拍卖行和画廊都蜂拥扎堆于此，以期开拓更大的市场。那么40年前的香港是什么样?蘇富比又是如何选中了这块宝地呢?

不可不提的香港蘇富比创始人 ——朱汤生

要说到四十年前香港蘇富比的创办，就不可不提起一位拍卖界传奇人物——朱汤生(蘇富比亚洲区首位CEO同时兼任拍卖官)。记者曾在秋拍期间采访过拍卖行各层次主管，鲜有不提及朱汤生先生的，实在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正如蘇富比全球中国艺术品部主管仇国仕所说：“朱汤生影响了香港以及亚洲的好几代收藏家，即便到了今天其影响都不可小觑。”

也许了解朱汤生的生平很有意义。他1941年7月23日出生于伦敦。其父是茶叶和橡胶业的巨头。不过在朱汤生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将他带大。朱汤生的外公、诗人沃特最先启蒙了他对艺术的兴趣，作为出版商的叔叔迪克则热衷于收藏日本艺术。于是迪克把东方文化和艺术品收藏介绍给了幼年的朱汤生，激发了他的艺术情怀。等到朱汤生到伊顿公学读书时，已经对这个领域颇有了解。自此朱汤生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艺术尤其是亚洲艺术。

朱汤生在伊顿公学拿到了剑桥专项奖学金后便进入剑桥著名的国王学院攻读哲学和数学专业。在这个时期，他的剑桥前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出版，轰动西方汉学界并深深影响了朱汤生，令他对中国充满无限景仰与好奇。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里的中国古代器物陈列厅则成为他抒发感情的最佳场所。朱汤生曾对他的朋友们开玩笑地说：“可能我生错了地方，我想我应该是一个中国人。”

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蘇富比拍卖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巴特维克曾是伊顿公学的老师，他把朱汤生介绍到了蘇富比。1963年，朱汤生在蘇富比公司做暑期兼职，作为实习生的他在陶瓷部做目录汇编工作。不久他的审美和认知能力很快得到了承认。仅4年时间，就升任为中国部主任。1973年创立了香港蘇富比。1982年，朱汤生被任命为蘇富比公司董事长，负责蘇富比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易。他的赴任是在前任董事长彼得·威尔逊的任期结束后，公司已经捉襟见肘之时，朱汤生不得不面对蘇富比公司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在共同商议下，1983年A.Alfred Taubman公司收购了蘇富比，此前他拒绝了Swid和Coggan的敌意收购。在高里伯爵被任命为英国部总裁后，朱汤生成为蘇富比历史上第一个亚洲总裁，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远东市场。

蘇富比中国艺术副主席，同时也是蘇富比亚洲的创始人之一龙美仙告诉雅昌艺术网：“在蘇富比总部几位高层的秘密会议之后，朱汤生便带着他的人来到了香港!”40年前的蘇富比之所以选择香港，不只看中当时香港的背景，实则是要借这座港湾而进军整个亚洲。据仇国仕介绍，“早在华人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品之前，中国艺术品早已活跃在欧美市场。而那时的亚洲购买力量则主要来自于日本，尤其是在日本经济向上腾飞的那几年，非常少量的买家来自香港。”

蘇富比四十周年夜场拍卖现场（图片由蘇富比拍卖提供）

日本的保守与香港的开放——选择香港

记者不禁追问：既然日本的购买力如此强劲，这家成立于乾隆九年的老牌拍卖行为何独独嗅到了香港的商机?仇国仕回忆说：“我曾经和朱汤生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选香港?其实在香港拍卖的四年前，也就是1969年，蘇富比在东京尝试举办了一次拍卖会。但是当时的日本古董行业里，古董商的势力非常强大。我个人其实是非常钦佩这样的商业气氛。在日本，藏家都非常尊敬古董商，不会越过他们直接向拍卖行购买。试想可知，在这种商业模式如此稳固的前提下，拍卖的出现等于是对当地的古董商的冲击。当时他们的意志非常明确：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国际拍卖行出现，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意发生变化。因此想在日本拍卖的想法也只有这样搁浅了。而当时的香港收藏家也在国际市场初露头角，开始前往纽约、伦敦买东西。而且香港又是个自由港，没有关税、艺术品进出的限制，自身商业发展的也很好。加之，地理上坐落在东亚的中心，距离台湾、大陆、日本、新加坡都很近。”

朱汤生也在香港蘇富比30周年的回忆录里细说了当年选择香港的过程：日本拍卖遇阻时，当时连卡佛 (Lane Crawford，香港老资格的高档百货)的老板Mamie Howe(何邓菊如)便向朱汤生提出在香港合作的建议。朱汤生认为这个提议值得研究。在朱汤生看来，当时的香港想找买家并不困难，但是货源对于拍卖同样至关重要。如果在亚洲举办中国艺术品拍卖还需要欧美来提供货源的话，不仅失去了本有的意义，也会对纽约、伦敦造成内部不必要的竞争。为了更加了解在香港拍卖的可能性，朱汤生特地来到香港，拜访了当地的著名藏家赵从衍、利荣森以及当时《亚洲艺术》的总编。圈内均给予了朱汤生高度的肯定，认为在香港征集一定不难并表示愿意支持蘇富比来香港。这趟香港行之后，朱汤生决定说服伦敦总部同意在香港成立拍卖公司，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建议。

朱汤生在回忆录中提及当年首拍的征集情况，他自己感觉非常幸运。不仅是本地古董商的支持，也有不少外地藏家都纷纷给予帮助。当时，企业家林秀峰愿意委托蘇富比出售数件罕有的珍贵瓷器。另外，朱汤生提到，他收到了一件被报纸包裹着的明成化青花碟。说到当年拍品的质量，朱汤生在30年后回忆起来，依然觉得十分满意。与日本的大相径庭的是，蘇富比在香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加之首拍的成功举办，为蘇富比往后的四十年可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蘇富比四十周年秋拍预展现场

**拍卖行入驻的意义——引进市场导向

在蘇富比入驻香港之后，给整个艺术市场带来如此大的刺激和影响是什么?仇国仕分析说：“首先拍卖带给了香港艺术市场一个非常公开公正且透明化的平台。在没有拍卖之前，一级市场是一个封闭而且不开放的市场。同时，蘇富比也提供了特别高品质的精美艺术品。我不会说，没有蘇富比就没有香港市场，因为一级市场一直都有的。但如果没有蘇富比，现今的香港市场估计是很不一样的。朱汤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尤其在蘇富比刚进驻的前二十年，我认为对香港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主要表现在推动艺术市场、树立了正确的市场导向。”在仇国仕看来，拍卖行给艺术市场提供了货源和变现的渠道，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信息一经透明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盈利的机会也一同进来了。而越来越多的人进来，这个市场则是越做越大。

蘇富比的拍卖是从瓷器起步的，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朱汤生先生。他在英国所受到的教育主要以宋到明清的瓷器为主。事实上当时国际上对中国艺术品的审美也就是中国的瓷器。朱汤生尤其擅长明清瓷器，因此初入香港自然以优势项目驻足。在仇国仕看来，明清瓷器领域没有人会比朱汤生卖得更好!而当时的香港市场也确是以瓷器为主导。仇国仕说：“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收什么的藏家都有，但主流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就是集中在瓷器领域。而因为朱汤生在香港开拍明清官窑，又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加深了这一审美。”

朱汤生在的回忆中特别提到了1980年，因为在那一年香港蘇富比首次推出了私人收藏专场——仇炎之(上海首屈一指的古董商，后移居香港，退休后定居于瑞士)先生私人收藏拍卖会。“1980年，香港的大收藏家仇炎之逝世后，我们组织了他收藏的许多明清瓷器精品的拍卖会，那场拍卖我印象最深。就是那次，一件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528万元港币，创下当时的一个纪录。”首次推出私人收藏专场却出乎意外的成功。这使得蘇富比之后接二连三的推出私人收藏，例如Frederick knight 和戴润斋收藏。从此之后，私人专场的做法也被多家拍卖行广而效仿。

自蘇富比从其进入香港以来，就一直成为艺术市场的风向杆。但是朱汤生并没有满足于只做瓷器，当香港形成了固定的春秋两大拍之后，蘇富比也在积极寻求和拓展新的领域。先后引入了珠宝和中国书画，如今更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支。蘇富比这四十年来对亚洲艺术市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正如，香港蘇富比中国书画部主管张超群所说，蘇富比这四十年来，其实是将亚洲艺术市场的饼越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