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册：敦煌飞天，一梦八十年，那些岁月值得被世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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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店小二。

这周我们从选品前线，为大家抢到了一套由《生活月刊》历时四年编著，详细记载了80多年间，老、中、青几代敦煌守护人的磨难与热爱的书——《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首发特价￥98 市场价128

这本书的初版曾畅销6年，加印6次仍抢售一空。

我们有幸，抢到了这次再版的首发！

而这次再版，则更加重视内容与质感的双重体验。封面用纸无限贴近墙壁触感，让你仿佛直接触摸到了原画。内页选用高端富士樱花纸，柔软细腻的宛若花瓣。

171幅敦煌研究院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生活月刊》专业摄影师的实地拍摄图，全部高清完整的一一呈现。

最重要的是，本书还请到了“敦煌的女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深情作序。

樊锦诗，相信所有关注敦煌的人，都一定很熟悉这个名字。

她是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生于北平，成长在上海。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院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曾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樊锦诗，图源网络，侵删）

敦煌的壁画和彩塑，是世界的优秀文明，是人类的艺术瑰宝。

它们现在一年一年地退化，再过一百年呢？

我愿望后世子孙，都能看到我们民族曾创造出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保护、修复、数字化敦煌，这些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2020年，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在高考考出了 676 分的好成绩，被北大考古专业录取。钟芳蓉称自己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选择报考考古专业也是受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影响。樊锦诗得知此事后，写信鼓励钟芳蓉：" 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钟芳蓉，图源网络，侵删）

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一份《生活月刊》当时采访樊锦诗的录音稿。

看过之后，感触良多，觉得一定要将它们原汁原味、一字不改地分享给真爱们：

樊锦诗：“我刚来时，就是急切地想看洞。洞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当时确实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差，怎么一个文物保护研究单位这么样的条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两个多月以后，樊锦诗身体出现了水土不服状况，生了病，只好带着对洞窟深深的印象回了北京。不久，得到老师的消息，敦煌方面希望去实习的四个同学能去那儿工作。

樊锦诗：“我们谁也没说去还是不去。我心里头想，但愿不要去了。那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呢，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周总理说，大学毕业生是青年中的极少数，是青年中最幸运的部分，国家培养了我们，号召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工厂矿山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毕业时学校有两个去敦煌的名额，分配我和另外一个北京的同学去敦煌。当时我接受了分配，决定去敦煌工作。”

《生活》：“父母的意见呢？”

樊锦诗：“父母肯定不愿意，因为我去敦煌生了病。父亲写了封信寄给我，让我一定把信转交给学校领导。我没交给校领导。因为自己既然已表态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呢？”

《生活》：“那最后父亲的信呢？”

樊锦诗：“我没交还父亲。他也没有追问。一直到他1968年‘文革’去世，他也不知道。但父亲生前对我说过：是你自己的选择哦，那你就要好好干。就这样我到敦煌来了。给我分配了宿舍，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硬板床，有桌椅，这个条件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就很好了……”

樊锦诗刚来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她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但敦煌的水碱性很强，洗完，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到离开敦煌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头发会发黏？直到来敦煌工作，才知道要用洗衣粉洗。后来是每次回上海探亲，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洗发精。每次都是家人提醒后，她才知道，哦，又更新换代了。

她对于生活中的细节总是粗枝大叶，丝毫不带上海的精致。在敦煌，怎么可以精致啊？宿舍里地是土的，永远扫不完的沙尘，天花板用纸糊，看起来干净，时间一长纸也破了，还有老鼠会掉下来。虽然现在研究院的条件好了，房子铺上了地板，但也是想起来就擦擦，没时间就不擦，至于吃饭的事情，多半就在食堂解决了。

樊锦诗：“我们生活一直很简单。我的这件衣服也是先生给我买的，根本不懂什么料子，不像其他女同志，我是纯粹马大哈。也无所谓了，人怎么过着舒服就怎么过吧。”

刚来敦煌的时候，因为她一张笑起来爽朗的娃娃脸，走到哪里总是被问：“你十几呀？”她60多岁坐火车出差，被人问：“您这年纪还出差，有70了吧？”她才觉得自己老了。

老伴彭金章先生与她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两人在结婚后长达19年分居。直到1986年，他们相互询问的问题是：是你走还是我走？老伴终于拗不过她，表示“投降了”，从武汉大学调入敦煌研究院，从商周考古改为佛教考古。回忆起来，老伴第一次来敦煌是1965年，一看她，“才两年就变土了”。这里黄沙漫天，任谁来都变土。彭金章先生来敦煌已经20多个年头了 ，他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对于两个孩子，她有着说不尽的愧疚。他们从事的工作，与敦煌艺术无关，但让樊锦诗颇感安慰的是，他们都坚持了自己的兴趣。

她总是奔走不停，想法不停，只为了一个目标：永远地留住敦煌。

我们与樊院长再次的交流被安排在早上九点。为防迟到我们特意提早到达办公区，樊院长却准时在九点到。问候她是否休息得好，她淡淡地摇头：“经常失眠，睡不好觉。”

《生活》：“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您觉得那些老先生们依靠什么能坚持留下来呢？”

樊锦诗：“我1962年第一次到敦煌实习，说实在的，当时我很不适应。可是当时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就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里生活和工作，长期厮守，不以为苦。他们中的很多还是南方人，常先生是杭州人，段先生是四川人。他们不是留洋回来，就是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我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在这里能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待得下来的。

我无法理解。可是，我心中由衷地钦佩他们的精神。特别是常先生当年在法国艺术界已经赢得了荣誉，他能在这儿待得下去，真是了不起。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如戴‘右派’帽子、‘文革’批斗、劳动改造、下放农村、遣送回家，都痴心不改，平反后一如既往，还是回到莫高窟，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

有人说他们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说得很对。这些前辈们的境界很高，就是凭着非要坚持做好敦煌工作的信念，默默无闻地在戈壁沙漠中为敦煌奉献了一辈子，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敦煌艺术，献给了敦煌事业。

2008年，我们与中国美术馆在北京共同推出‘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展出的展品中大多是前辈们的临摹作品。这些作品是他们一生潜心敦煌艺术心血的凝聚，是他们一生探索敦煌的智慧结晶。

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临摹敦煌壁画既不为钱，也不为评职称，就是以对敦煌艺术的执着追求，全身心地徜徉在艺术的王国里，与古人交流对话，探索追寻敦煌艺术的精髓，把古代敦煌艺术之美、古代敦煌艺术之神韵的完美再现作为己任。可以说敦煌艺术和敦煌事业是他们的全部。”

《生活》：“他们传递的是什么精神？”

樊锦诗：“他们所传递的精神，第一个是艰苦奋斗。我1962年到敦煌所见都是那样艰苦，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常先生、段先生为首的老前辈来的时候，莫高窟一片破败，一无所有，其艰难更是可想而知。他们没有被吓退，而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长期坚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努力工作。

第二个是无私奉献。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一些人找不到对象，一些人两地分居，他们的孩子无一获得正常的教育，他们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生活有诸多不便，但他们毫无怨言，仍然坚持为敦煌事业尽心竭力。第三个是执着的信念和追求。

我想说的是，这些前辈并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无所作为，而是凭着对敦煌的深爱，抱着一定要把敦煌事业搞上去的执着追求，总是以坚韧的毅力，开拓进取，不断把事业往前推进。

比如说，常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莫高窟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段先生将敦煌事业极大地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等等，无一不是为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以及敦煌事业的发展持续地开拓进取。

这些精神代代相传至今，是莫高窟事业前进的无形资产。现在这里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继承前辈的精神，从学校出来留在这兢兢业业地工作很不容易。今天他们也要承受和克服找对象难、家人分居很多现实困难，个人和家庭仍要做出牺牲。能坚持在敦煌工作，我还是很敬佩他们。这就是莫高窟精神代代相传。”

《生活》：“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代掌门人，您跟常先生、段先生相比较，所担任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樊锦诗：“这个单位是194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66年了，经历三任院长。不同时代，不同使命。常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又是敦煌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做了大量开拓、抢救工作；段先生扩建了敦煌研究院，将敦煌各项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做了科学保护、科学研究的工作。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敦煌的工作越来越多，对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必须学习前辈的精神，在前辈开创的事业基础上，团结依靠全体职工，适应时代的需要，把敦煌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敦煌的工作做得更好。我1998年担任院长以来，既抓了科学保护，如抓了病害壁画的攻关研究，抓了数字敦煌，也就是敦煌石窟的数字档案，抓了数字展示，也就是用多种数字技术展示敦煌艺术；同时抓了管理，制订颁布了针对莫高窟保护的专项法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等。”

《生活》：“关于游客中心的建设，我们前天经过了那片圈起来的正在建设的工地，有显示牌。您曾说及没有游客，担心没有收入，游客多了，又担心洞窟文物的保护。社会上有一种担心是游客中心建成以后就不能进入洞窟看到真正的壁画了。”

樊锦诗：“提出游客中心的构想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要使开放中的敦煌石窟既能得到保护，又能满足游客观赏敦煌艺术的要求。奠基仪式是2008年12月29日，而真正动工是今年四五月份，预计2013年建成。

虽然莫高窟石窟群规模很大，但是具体到每个洞窟空间不大，泥土木材制作的壁画和塑像十分脆弱，壁画塑像因年代久远已程度不同地患有病害。过多的游客进入，会使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因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而变得不稳定。上述诸多因素会对壁画和塑像的保护构成潜在的威胁。

每天的参观人数我们都有统计，像高峰时期的七八九月，最多一天有五六千人，甚至七八千人以上，通过安装在开放洞窟的传感器显示出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超标数据，说明进入石窟的游客太多对文物保护很不利。伯希和1908年拍摄的敦煌文物照片，跟同世纪40年代拍摄的相比，再跟我们现在敦煌文物实物相比，差别很大，显然精美的敦煌壁画正在逐渐退化啊！也说明敦煌文物亟待保护！

还有个原因，现在单一的进入洞窟现场参观的方式，存在游客看不清、看不好、更多的观赏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保护与开放都很重要。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应是在保护好的同时要保证观众看好。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游客承载量研究、改进管理和展陈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数字展示技术，把窟内精美的敦煌艺术移到窟外看，这样可使游客看到比在洞窟内更多的内容，获得更多的信息，相对减少游客在洞窟中逗留的时间，减轻洞窟的接待压力，达到既保护洞窟，又让游客看好的目的。

那么到游客中心看什么呢？筹建中的游客中心将设置主题电影演播厅、洞窟实景漫游厅、多媒体展示厅及相关配套设施。游客观看主题电影，能欣赏敦煌莫高窟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敦煌艺术的珍贵价值，获取丰富的敦煌历史文化知识。洞窟实景漫游厅，将建成为球幕影院，放映球幕电影，游客观看球幕电影，能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的建筑、彩塑和壁画。游客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观看不同的敦煌专题，满足游客多种参观需求。总之，利用数字展示技术，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和弘扬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与此同时，我们还采用数字存储与再现技术，做敦煌艺术数字档案，以永久地保存莫高窟的全部历史信息及其珍贵价值。现在采用的一些科技手段保护文物能延长它的寿命，但无法使它永存。它会渐渐老化，到最后终将消失。通过数字存储与再现技术不仅能把敦煌艺术的信息存储起来，又能使它再现。莫高窟人希望通过数字技术为国家、为人类尽可能地留下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

我要特别说明，游客中心建成后，我们绝不会不让游客参观洞窟，而是把数字展示与参观洞窟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不同的展示效果，使参观效果更大化。根据设计，将来游客中心建成后的参观模式是，游客将先到游客中心，借助数字展示方式，尽情观赏敦煌艺术，之后再进入遗址现场，参观洞窟。所谓不能进入洞窟看壁画是一些人的炒作，请不要相信。”

《生活》：“您提倡的是，用‘高保真’数字储存技术永远地留住敦煌，希望她恒久不变。但在佛教文化里，人生无常，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但您是要这个东西一定不变。”

樊锦诗：“什么都在变。文物一直在退化，也就是一直在变，所以才要保护。保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化学、物理、工程等技术，修复有病害的文物，使修复后的文物能延长寿命。但任何先进的保护技术，只能延缓文物的寿命，无法扼制壁画和彩塑的退化趋势。

第二种方法，就是运用数字储存技术，永久地保存莫高窟文物信息及其珍贵的价值。我这里说的是保存敦煌信息，不是指物质。当然，永久地保存文物信息，在计算机发明以前也是难以想象的。用‘高保真’数字储存技术留住的敦煌信息，它也要变。因为保存不好，储存的信息就会丢失。我们要想永久保存敦煌信息，要采用异地保存、不同存储介质的保存方法。相信数字储存技术研究的发展，会有更新更好的方法储存敦煌艺术信息。”

《生活》：“敦煌也发源于佛教文化。您对佛教这种信仰是怎么看的？”

樊锦诗：“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看过一些佛经。有的看懂了，有的看不太懂。佛教的思想理论很深奥。世界上宗教很多，但是有如此高深哲理的宗教只有佛教。佛教是一种哲学，如它有辩证的思想，很有道理，其他宗教就没有；如佛教提倡‘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也很有道理。

我们不能把烧香拜佛等同于佛教。宗教是对人们痛苦心灵的抚慰，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应该尊重佛教的信仰者。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很长时间，被中国人吸收和消化，和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又影响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发展。

佛教对我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像‘世界’、‘烦恼’、‘一刹那’等不少词，都来自佛教。如果不用这些词，我们说话可能就有问题了。又如中国通俗文学的文体是哪来的呢？是从佛教里面来的，为了普及佛教教义，采用了通俗的语言，有说有唱，把佛教的故事、历史的故事或者文学的故事，与佛教的教义结合起来，使民众听后就明了。塔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而建的。中国原来没有塔，佛教传入后，到处修起了塔。中国原来的雕塑和绘画比较单一，佛画艺术传入后，推动了我们的雕塑和绘画艺术的发展。”

《生活》：“就是给你精神的力量。”

樊锦诗：“我不是佛教徒，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是凭着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事业的执着追求，投身敦煌文物事业。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前进。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多少代人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这个事业是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也是没有期限的永远的事业。”

《生活月刊》历时四年多，寻访了老、中、青几代敦煌守护人，才集结成的这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它向我们展示了，在那黄沙漫天、寂寥阔远的土地上，发生的悲欢离合。

那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那些缘起玄妙的召唤，那些彼此相伴的守候，都将借此书拂去尘土，显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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