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释名

作者简介：

敖晶(1967-)，女，浙江湖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

书名中的“论”，字作“伦理”解、“讨论”解、“杂陈”解、“选择”解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编纂”义是正解。这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论语》的“语”字取对话义。此外，《论语》的定名时间在西汉，属于书名的定名在后，成书在前。

《论语》是先秦儒家的代表著作，它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关于《论语》书名的解释却存在着不少分歧，特别是“论”字究竟应作何正解，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认为，此“论”关系到对《论语》性质的理解及《论语》书名的定名时代的确定，也是正确解释《论语》之名的关键，而“语”字虽然争论不多，但也需一辨。故本文主要诂正《论语》之“论”，并兼释“语”，从而正解《论语》之名。

关于《论语》之名，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解释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这段话中，班固没有明确解释“论”字。他只是说“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但这里“论纂”一词显然是同义连用，推断班固之言，“论”当为“编纂”义。后世有不少学者持编纂义，盖举班固之意，但也有不少异说。对《论语》之“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说：

1.“伦理”说。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论语》，纪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1](p.413)

2.“讨论”说。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中，把“论”字释为“讨论”。

3.杂陈说。宋·邢昺在《论语注疏》中认为：“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论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2](p.530)

4.“选择”说。这是近期学者提出的，认为“论”在秦汉间经常被用于“选择”义，“《论语》书名确切意义应是‘选纂的孔子言语’”[3](p.72)。

我们先对诸说作一清理。

按照第一种“伦理”说释义，《论语》的意义就当译为“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杨伯峻先生曾反驳道：“难道除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外，别人的话就不是‘有条理地叙述’吗？”[4](p.1)另外，“伦理”除了指条理外，还可指伦理道德，而全书并非完全讲伦理道德的书。故此说不可信从，十分牵强。

第二种“讨论”说也与整书不合。《论语》并非单纯为讨论而设置章节。很多是单纯记载言论，并没有展开讨论。所以此说很少有人赞同，影响也不大。

第三种杂陈说则是一个大杂烩，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它只是罗列了可能有的几种说法而已，不分轩轾，更令人莫衷一是了。

比较起来，“选择”说似乎“说得通”。这是新近出现的说法，并且还有专文讨论，在此我们不得不予以集中辨正。

这种说法似有根据。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假借为抡”。《说文》解“抡”为“择也，从手仑声”。如《荀子·王霸》：“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5](p.9)杨倞注：“论，选择也。”可见，“论”确有“选择”义，但《论语》中的“论”是否就是“选择”义呢？非也。虽然从语言上看是通的，但从《论语》的篇章、体例本身看，却是不和谐的。

先从《论语》篇章设置来看。《论语》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又绝非出于一人之手。《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章节。据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归纳，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出现于《学而》篇，又重复出现于《阳货》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一章，先出现于《雍也》篇，又重复出现于《颜渊》篇。

又有基本上是重复的，只是详略不同而已。《学而》篇有“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篇只载“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与前者相比，少了11个字，但内容大体相同。《学而》篇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里仁》篇只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与前者相比，后者少了10个字，但基本意思不变。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即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里仁》篇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篇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再加上《学而》篇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一个意思重复了四次之多。从以上《论语》的篇章设置情况可以看出，《论语》成书时并未加以“选择”，而只是一个编辑实录过程。

再从体例上看。《论语》的体例基本上是编者客观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行事，提及孔子及其弟子时一般只称字或称“×子”，不称名，以表尊敬。体例不同，直呼其名而记其言行的有以下两则：

1.《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不论这一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只称名，这种记载方式与《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可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

2.《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与《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显见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如果《论语》是有“选择”地记载，为何不把这些不同的体例加以改正，使整篇体例统一呢？这再一次证明“选择”说的不可靠。

另外，我们再从词义的运用上看。《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因此，著作年代便有先后，词义运用也有差异。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时，才普遍使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同于“您老人家”。《论语》中一般“夫子”的用法相当于“他老人家”，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称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但是在《阳货》篇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均是当面称孔子为“夫子”，“夫子”用如“您老人家”。

如果是有“选择”地记载，这些词义运用上的不一致又为何不把它改正呢？由此可见，“选择”义并非《论语》书名中“论”的含义，故“选择”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排除了以上种种说法，不难看出只有“编纂”说才是确说。下面试作申论。

《说文》：“论，议也，从言仑声。”按许慎说其字与朔义均未达其旨。“论”字，当依段玉裁解：“从言，仑，仑亦声。”而“仑”是从亼、册。《说文·亼部》：“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凡亼之属皆从亼。读若集。”我们知道，许书“读若”往往不仅仅寓示声音，而且还可以提示字义。许嘉璐先生在《〈说文解字〉在词典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一文中也说：“文献中无‘亼’字，会聚义都用‘集’。‘集，群鸟在木上也’。是‘亼’与集义近。云‘读若’，意在告诉人们二字实同一源，惟所施用范围不同（一抽象，一具体）而已。”亼、集为同源通用字，“亼”亦有多聚之意；此外，从“亼”字的孳乳、变易系统亦可看出“亼”有多聚之意。从字形上看，“亼”显然乃三重“一”而成，只是形作三隅而已。因此，“亼”亦属于三重形且有多聚之义。我们知道，许书中凡三重形的字，大都有“盛多”、“群聚”之意。如：“品，众庶也。从三口。”“众，众立也。从三人。”“雥，群鸟也。从三隹。”“磊，众石貌。从三石。”[6](p.66)等等。由此，“仑”即聚集简册，犹今之所谓编集，编辑义。与“言”会其意是：聚集简册以成其言论，浑说即编纂义，此乃“论”的本义，文献中不乏用例。

如《史记》中就多见。《太史公自序》：“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又云：“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于是论次其文。”以上“论”均为编次之义。“论《诗》《书》”意为编纂、编写《诗》《书》。《酷史列传》：“与张汤论定诸律令”，《集解》引徐广曰：“论，一作编”。《管晏列传》：“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按“论”即编纂其轶事。《孔子吴起列传》：“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陈杞世家》：“滕、薛、邹、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不仅《史记》，在其他文献中也有（注：本文所举《史记》中的例句，均出自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史记》。）。

如《汉书·艺文志第十》：“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后汉书·李固传》：“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注：本文所举《汉书》、《后汉书》中的例句，均系中华书局1995年版本。）

以上每一“论”字，均应训作编纂整理。

“论”有编纂义，文献中又多与训为编撰的字连用，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于是论次其文。”《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汉书·司马迁传赞》：“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颜师古注：“辑与集同。”以上几例，“论”与“次”，集“辑”同义连用，皆用为“编纂”义。

当然，“编纂”义中也有选择、取舍的成分，但与纯粹的“选择”说是不相同的，“论”的意义并非指选择，而是侧重指“编录”。顺便可以指出的是，“论”的意义在《汉语大字典》、《辞海》等辞典中仅有“讲论、讲述、学说、评定、定罪”等义项，而未收“编纂”义，这是令人遗憾的，应当补收进去。

《论语》书名中的“论”也应作“编纂”讲，这与班固在《艺文志》中的理解完全一致。

但既然是确说，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正诂为什么未达成共识呢？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一复杂的情况不无关系：在先秦典籍中，“论”作“编纂”义讲鲜有出现；而《论语》是先秦文献，则书名之“论”怎么可能取“编纂”义呢？因此，怀疑“编纂”义为其本义。这其实没有必要。这里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由于使用习惯及文献资料的限制等因素，我们有时会遇到词义本义后见的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而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这种现象当然并非表明本义的出现真的在引申义之后，只不过说明早期本义的用例较少或未被发现而已。比如“禾”字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试作分析，作为旁证。“禾”是粟的植株形态的象形，甲金文中多见，作，下部为叶子和秸秆，上部像成熟粟穗重而下垂。“粟”属禾本科“狗尾草属”，其秆顶端抽穗，籽实较小，皆密集一穗而重，俗称小米，因此，“禾”字本义为小米，但它作为本义的文献例证在诗经时代才发现，且从此开始较多使用，这以前它只作为稻谷的泛称，并且在《诗经》中也可见到小米专称与稻谷泛称并用的情况，如《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按“十月纳禾稼”的“禾”为稻谷的泛称，“禾麻菽麦”中的“禾”为专名[7](pp.816-817)。因此，“论”的“编纂”义在先秦罕见，在西汉大量出现，也是“本义后见”现象，不能因此怀疑其本义的客观存在。《论语》的“论”也取“论”的“编纂”义讲。而且考察全书内容是编集孔子及其门人的对话，书名与之也相吻合。我们不能因为其后见，就怀疑“论”用其本义。

可能有人又会质疑：《论语》一书是一部先秦文献，但《论语》这一书名却不是先秦用语，而是两汉用义。这里关系到《论语》书名定名的时间问题。

我们知道，孔子是春秋时期人，但是孔子平时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游说，而没有从事著述，可谓“述而不作”。《论语》一书，成于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等人之手，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记载。《论语》是“孔子既没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8](p.28)。关于此书的最后编定者，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均认为是曾参的学生所编定，因为《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由此可推断《论语》基本成书时间应为战国初期，这也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接受。但笔者认为，这一成书时间并不等于定名时间。《论语》一书早期并没有定名。它属于成书在前，书名定名在后。先秦典籍引孔子说，无称《论语》者，惟《礼记》曾引述。如《礼记·坊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p.286)而《礼记》编成于汉初。《论语》之称名为《论语》，应是自孔安国开始的。《论衡·正说篇》中王充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大概孔安国在给《古论》各篇命名的同时，也给此书确定了《论语》的名字。《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本人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其中当然包括《古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指出：“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阙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厥焉。”作为孔安国的学生，司马迁较早在其著作中称名《论语》是合情理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论语》的定名是西汉的产物。这种书名定名在后，成书在前的现象在古书中也是屡见的。如《史记》的定名，它原名为《太史公书》，后来才定名为《史记》。既然《论语》定名是西汉的产物，且“论”字作为本义“编纂”讲在汉代已开始大量使用，那么，我们就不必怀疑《论语》的“论”字应该训为“编纂”义。

再说《论语》之“语”。对于这个问题，论者历来分歧不大，但也语焉不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也没有解释。按，“语”，宋·邢昺《论语注疏·序》说：“郑玄《周礼》注云‘答述而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按，邢说不误。古汉语中，“言”是自动地跟人说话，“语”则是回答别人的问话，或是和人谈论一件事，有互相谈话意。《说文·言部》：“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如《左传·隐公元年》：“公语之故，且告之悔。”《论语·阳货》：“居！吾语女。”从义源看，语，从言吾声。吾声字多有交互义。如龉，“齿不相值也”，即牙齿交错义；晤，相遇，会面，有相对义。所以，《论语》之“语”也取“对话”义。

综上所释“论”与“语”的含义，两者相合，《论语》书名的意思应该是：编纂起来的孔子与其门人的对话。《论语》的书名正解，明确地反映了此书的性质，因而可使我们对《论语》的性质有更明确的认识，同时又从词义上反过来可证明《论语》的定名不能早于西汉，更不会在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