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墓大多数为砖砌顶贴石灰穹庐顶墓室、仿木砖雕斗拱墓门、“凸”字形台阶墓道、“人”字形结构砖封门，垂面梯形砖砌祭台等，墓门上多数有彩绘，但地仗粗糙，甚至直接用颜料涂画于砖面，酥碱、空鼓等病害底部严重，上部略好，但整体保存鲜有喜人者。绘画内容较简单，常大幅面素黑、素红，少量云纹、十字、鸟雀等花纹多黑彩白地。
墓室内皆前半部墙嵌灯台，两边放置随葬品。灯具为白瓷盏，随葬品多陶瓷类，常为罐、碗、盏等日常器皿样式，瓷器质地一般，多白瓷，皆为民窑产品，且多有磨损痕迹，推测应为墓主生前家庭日常所用，瓷器常有伴陶器放置在棺床右边的现象。陶器些许为低温软陶，脆弱易碎，可能是专用随葬的冥器。但都不见鸡腿瓶等类辽金时代契丹等少数民族特色器物。除此外，有些淤泥面上还见有规矩木痕，推测或有木器如桌椅箱奁等随葬。内部建筑也相对比较简单，斗拱多为彩画，个别好些的一圈墓室壁上，有凸砖条表示的桌椅造型和简单重复的彩绘婢女、直棂窗，彩绘保存状况些许略好于墓门上彩绘，这当然与墓室内外的彩绘质地好坏、淤土状况、温湿度、霉菌种类及多少等密切相关。
后半部置有棺床，皆砖砌，贴墙成半圆状，部分棺床上有骨灰台。骨灰周围和其下常见有钱币及木痕，推测应为骨灰和随葬钱币都置于骨灰盒内入葬。这些墓葬无一例外都有骨灰，而不见较完整尸骨，初步推测北京地区在辽金时代这种少数民族火葬葬制应是占主流的，甚至影响了许多不见少数民族特色器物随葬的汉人墓主的葬制。
除过上述形式的辽金墓，还有类极简单的瓦罐骨灰葬式，即骨灰置于一带盖大瓦罐中，然后葬于半米至一米见方左右的或土圹或砖砌的小墓室中，往往几个墓十分集中甚至叠压，而鲜见随葬品。或许是社会最下层或士卒死亡的仓促简易葬式。
唐墓多为船形或近长方形砖室墓，少数有铺地砖及墓道(当然不排除墓道被破坏者)，出土有铜钱、交股弹压式环曲柄铁剪、八棱菱花铜镜、蚌壳等，与北京地区之前已作过研究确定的唐墓情况十分类似，比较典型。
推测可能是北魏时期的墓葬较典型的一座特征如下：土圹砖墓，墓圹近似长方形，墓室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墓室底部铺砖，墓室四壁用砖错缝起券，往上渐渐收缩，至墓室顶部用竖砖交错相差封顶。有人骨两具，皆近南向，比较少见。随葬一铜钱、一罐。铜钱锈蚀不清，所以，仅由罐的形制并结合整个葬制与已有北京地区资料进行对比，推测可能为北魏时期墓葬。
西区共有墓葬四座，皆辽金墓，可较明显的分为两组。偏北两座相互靠近，东西平行，形制等与之上介绍的穹庐顶墓大致相同，保存状况除一座塌顶外其余还都较好。另外一组偏南些，南北向贴近，更一致的是，两墓除墓门两角贴墓道壁处残存数砖外，空无一物，但土圹保存完好，可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两墓主同为迁走。
以上便是大兴16#地墓葬遗迹的一个大概介绍，在此次发掘过程中，我主要参与了四座墓的发掘和三座墓的整理工作。包括清墓一座，唐墓一座，辽金墓两座，其中由于时间关系一座辽金墓未清理完，转交技工。
发掘经验教训
在北京实习之前，我仅有的一点实践经验是来自于2007年忻州定襄青石遗址二十天的实习，但仅算是个入门掌握，基础还比较差，经验也很贫乏，具体操作的手上感觉也很一般。这次在北京长时间的实习，弥补了我以前的多方面欠缺，比如墓葬的发掘、古代建筑基址的掌握等，同时重温并进一步熟悉和掌握了具体发掘操作规程和方法技术，而这些是仅靠课堂学习所不能得到的，的确受益匪浅。这其中有几次经历尤其使我印象深刻。
在大苑T0302发掘中，有一次刮面后，发现有一片近圆形区域土质土色偏硬发黑，与周围明显不同，再刮后，依然存在，且有少量石灰出现，这在周围更是不见，推测有可能是灰坑，技工师傅帮看了，也并未予以否定，按照先后关系，决定予以发掘。可在发掘过程中，才发现，偏硬发黑夹杂石灰土竟找不到边，这才明白过来：我把地层做成了灰坑，开了“天窗”。如果之前再多刮几次，再细心一点，随着这种现象范围的不断扩大，或许就不会出此无法弥补的错误。
遗迹是历史的积淀，是“一次性”不可重复的。我深感惭愧……
类似的事情在大兴墓葬发掘中也有一件。M42是一座穹庐顶的辽金墓，我负责发掘了一段时间，在找墓道的过程中，在确定已到原始地面的情况下，但所找出“凸”字形墓道宽窄过渡的一边肩部一段却总是让人心里不踏实，虽然已有其他人的肯定。果然，发掘到近一米深的黑色地层土时，发现果然错了，实际肩部距墓门出檐的下垂面仅有五公分左右距离，比我之前所划线要近，老师和技工师傅们有说也可能本来就是上宽下窄坡状过度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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