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繁荣的原因(2)

三、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勃兴不过是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繁荣创新之斑斓图景中的微缩特写，但它从一个侧面生动折射了古希腊文明不甘因循墨守、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生命律动。然而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机制为前提，即如恩格斯所说：“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2]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展现出繁荣创新的勃勃生机，自有其深厚广博的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及其孕育之公民精神为文明的超越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古希腊城邦区别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形态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城邦的统治权不是归于一个特定阶级，而是归于由占有数量不等私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公民集体，虽然富有的公民在公民集体中会占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优势，但他们却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实行单独的统治，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和由平民组成的大多数分享政权，公民的集体统治是城邦的精髓，其集中体现就是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这种民主政治，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任何形式的独裁倾向，如十将军委员会、贝壳放逐法、公民陪审团等，城邦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由公民通过集体辩论和投票来解决，另一方面又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保证城邦所有公民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主要创造者——自由公民中的平民阶层来说，他们不再象东方专制国家的平民那样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是作为对城邦利益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主人角色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随着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热情的提高，知识、价值观和思想技巧也逐渐由以前的秘传转而成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广泛自觉的城邦公民精神的培植和有效Ji发，可以说是古希腊文明不断超越创新的坚实群众基础和不竭动力源泉。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即是这种公民精神的真实体现，他著述《历史》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授意或支持，而是纯粹出于公民对本国光荣历史、杰出英雄人物的宣传表彰和教育、凝聚公民社会的责任义务。

古希腊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文明创新的深厚社会文化底蕴。古希腊文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文化的多元发展，无论在哲学、文学、史学领域，还是建筑、艺术、科学领域，它都堪称后世的楷模。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哲学中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3]这种多元性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希腊人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发展则深刻体现了这一原则。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当希腊人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沿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渴求真实的多样化的解释时，这种社会文化需求就会自觉推动若干史家对他们力所能及的领域展开研究。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基于多样化的社会精神文化需求而展开的多层面、深广度研究，无疑孕育了史学等各文化艺术门类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繁荣景象。诚如丹纳所说：“时代的需要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14] 相对淡薄的泛神论宗教观念为思想自由和文化创新开辟了有利的认知空间。著名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指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重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5]浓郁的人本主义观念意识使希腊人在宗教的问题上相比较于东方国家就显得较为淡薄，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信仰一直是希腊人主要的信仰形式，这就避免了东方国家一神教那种大一统的精神束缚，而且泛神论的古代宗教在希腊并不是压抑人的因素，相反它构成了古希腊人半世俗半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并常常促进人间的欢乐。这种半世俗半神性的宗教观念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即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思想自由意识和旺盛的超越创新追求，他们往往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明知命运和神灵的可怕，但是仍敢于向其挑战。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古犹太人的《旧约全书》基本上可谓是同时代的，但由于两者所处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对传说与神话研究整理的目的和结果上的不同，前者以理性批判的精神致力于对人类以往真实历史的探寻，进而创立了史学，后者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旨在证明一神崇拜的合理性，于是完善了宗教。当然宗教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仍拥有道德的、信仰的、预卜的功能，影响着希腊人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但这种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它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

古希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和谦虚学习态度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赖于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谦虚学习和继承，在这一点上聪慧的古希腊人可谓是深得要旨。如丹皮尔所观察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它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16]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待与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始终能一视同仁而不存在任何偏见，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古老的东方汲取一切营养，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开放政策还吸引了大批富有才智的外邦人来到希腊，雅典一度成为各方文人才俊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17]这些外邦的学者文人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为雅典文化繁盛与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希腊富于探索冒险、开拓进取的民族特性契合于文明创新的内在要求。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但从历史发展的线性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同性来看，由于民族特性的形成主要受制于该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条件下所产生之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则又丰富了民族特性的内容。古希腊邻近爱琴海、地中海，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独特的地理环境把古希腊人引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公元前5世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雅典的制陶、皮革、酿酒、榨油、造船等工业名扬地中海世界。以发展海外贸易、抢占国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发展不仅为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培植和熏陶了古希腊民族勇于探索冒险、勤于开拓进取的民族气质秉赋。这种极富个性的民族品格，使古希腊人不再轻易满足于对外部世界静态化的既有认知，反而表现出对自然奥秘和人生真谛的不断系统化逻辑思考和认知创新。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指民族精神或特性——作者注)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批判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为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这就是它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民族。各民族都是以它的事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