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哲学家说：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历史学家说：历史有时会惊人地重复。
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维非同时代一般人所能理解，用"天意从来高难问"形容其不可知非常合适。但历史惊人地重复却是可以体察到的事实。记得1999年7月9日在北京开"9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中期改革研讨会"时，我的发言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历史现象有时惊人地相似。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里谈过，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流民增多。而古代的流民，就是今天的失业人口；二、非生产性的次生社会集团增多，如僧、道、尼姑、乞丐、娼妓等等，均属于这类次生社会集团；三、帮会组织增加，地下经济活动泛滥；四、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民间宗教团体。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状况来说，这种社会状态惊人地相似。就以民间宗教来说，那时有个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而我们则有个****。"--半个月以后，我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看到中共中央告全国人民书，声讨****组织。
其他几类现象，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因为这些现象全国每天的媒体都有报道，只要有心人去采摘这遍地荆棘，自然就可以了解到社会全貌。考虑到媒体曝光时"要弘扬主旋律"的规定，可以估计这类事实的见报率并不太高。这里我只想谈谈民间宗教组织复活的历史文化根源。
在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这本著作里--这本书不是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只能算是史论。但因作者长期居住海外，且无顾忌，故此书中不少论点堪堪可读--唐先生将太平天国作如是分析："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年的政而不能自拔。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洪天王。……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蚍蜉撼大树的小顽童罢了。"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第一是洪天王的"一神教"的思想根源到底来自西方基督教还是中国的民间宗教？第二是这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奉为正统的当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没有很好地解决好生与死的关系，只是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特别强调血缘延续的文化来让一个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意义延续，但这种异体延续毕竟不是同一个体生命的延续与永生。有了这一缺陷，扶乩、风水、谶讳之学也就从来没有绝迹。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等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具有高度智慧的英主尚且如此，更无论凡庸之辈。现在看来，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只是借用了一下名词而已。在他的宗教外壳里塞的全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里的糟粕，因为以西学的浩瀚，尤其是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义的博大精深，洪秀全不可能凭借读一本改装过的《劝世良言》就能窥其堂奥。从其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方式来看，"拜上帝会"实在与我国历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的宗教如"白莲教"、民间会党"天地会"等算是嫡系兄弟。
唐德刚先生说太平天国昭示中国社会第二次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赞成此说，唐的科举制度取代了士族门阀制度--即贵族政治算是第一次社会转型。而自太平天国开始，中国的贫民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以后走上了"贫民政治"道路。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三种政治形态，一是权贵政治，这种政治放纵权力抢钱；二是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这是用极权政治强化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以保证各阶级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按等级序列得到各自的份额，主要靠"明君贤相"们维持；三是"贫民政治"，这种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崇尚暴力，集大成的理想人格与生活方式表现在《水浒传》一书里。每个朝代立国之初，开国君主一般都牢牢记住前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劝课农桑，大力培养自耕农。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熙朝盛世等都是这种"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的典范。但实行这种政治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帝王必须具有把握环境、同化世界、理解社会的能力，善于在各阶级之间搞平衡；二是整个社会必须有大量自耕农存在，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社会上极富极贫之人都少，居于小康的自耕农占社会大多数，再加上地方宗族组织的族田、学田有扶贫济困功能，故此地主与贫民、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不会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儒家以中庸之道为主的政治哲学也往往在这时候才能实现。因为这时候的帝王们于马背上得天下，并非庸碌之辈，辅佐他们的大臣们受多年儒家教育，且刚从乱世出来，考虑问题比较具有实践经验：除了为本阶级利益着想之外，还能想到其他阶级的稳定乃是本阶级长治久安的基础。所以就算是出于功利目的，君臣们也还愿意通力合作，遏制豪强势力坐大，防止他们对底层社会过份掠夺。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权贵势力坐大，帝王政权已不能制止权贵们兼并土地，导致大量自耕农沦落为失去土地的贫民，而儒家的人治的中间道路这时也往往陷入"大道不行"的困境，社会就慢慢演化为"贫民政治"，而"贫民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结团成伙，崇尚暴力，往往能成功地破坏一个旧政权。历史上的开国君主们如刘邦、朱元璋之类就是利用"贫民政治"成功地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实行"文治"，即按照儒家学说实行"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即强调"文治"之重要性。历史上所有的异族入侵，最后都被中华儒家文化同化，实在是因为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家庭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学说构成了整个社会认同的伦理基础，舍此无法达成社会认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三人"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争的其实并不是儒家文化的生存权，而是整个社会认同的伦理基础。康乾盛世之所以能实现，其实也是在清统治者完全汉化后，认同了儒家文化伦理后才能臻此境界。
所谓"贫民政治"道路，主要依靠暴力抢掠资源并占有资源，只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实施"贫民政治"并不代表贫民整体上都能得到长期好处，"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也只是暂时为了扩大支持者队伍的权宜之计，一旦建立了新王朝以后，纳粮上税之类总是需要的，否则社会将如何维持？闯王政权的命太短，但太平天国却存活了十四年，在洪天王的统治下，没有在天国政权里获得一席之地的贫民们并没得到什么好处。而洪天王及其以下诸王的奢侈无度史料上记载的已经够多了，只有持"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学家们硬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认为这个政权代表了贫民阶级的整体利益。"贫民政治"与中国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无关，而与中国社会处于弱势状态的另类文化有关，这文化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这种另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义和团文化，他的根源则是中国的民间宗教。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贫困人口的大大增加，这时候的中国政治已经进入靠人头取胜的阶段。至于贫民政治的极致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而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出现将人肢解并挖心肝吃人肉人心，将生殖器泡酒的事情，这种"贫民政治"的暴虐已不用多说了。(事见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书)。
19世纪后半叶与以往不同的是：历史上所有外族入侵的王朝，包括被怀疑为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到了中原以后，都得借用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来建立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以达成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明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吴三桂引来满族入关，但满族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水平都无法与汉儒文化相侔，于是他们又走了前朝老路，认同了中国的汉儒文化。如前所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人际伦理的一种精巧的复合，没有了儒家文化规定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国社会人心将会发生严重的混乱，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为五千年以来之一大变"，并以"保名教所以保中国"来号召天下士子归心，实在是因为他太明白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认同基础。可惜的是曾国藩虽有"保名教之所以保中华"这等见识，但那时的中国已没有余力再进行儒家文化重振的建设了：首先是内忧深重，前所未有的人口包袱已不是重视多生多育、讲究聚宗收族的儒家文化能够从理论上加以认识并解决的问题。按照清代的生产力水平，当时社会的饥寒界线应是人均四亩土地。而太平天国前夕整个社会的人均耕地下降到人均1(3亩的水平，大大低于社会的饥寒界线。整个农村社会就在乾隆中叶开始了"乡绅劣绅化"与"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必须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正确认识。其次是外患频至，尤其是日本这一资源短缺的邻国，为了让自己从挨打的落后局面中尽快解脱出来，已对中国这一向来被视为"文化母国"的邻邦虎视眈眈。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最重大的影响，就是使以暴力为特点的"贫民政治"成为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政治主旋律。近现代史上的几大政治集团--湘军、淮军、北洋军阀、国民党军事集团等等，其中下层成员有不少可以说都是贫民（甚至是流氓无产者）出身。而且这几大政治集团是种"胎生"关系，后一集团是在前一集团的母腹中孕育成熟后才"出生"的，只是一个比一个更加具有流氓无产者的特点而已。儒家学说在乱世从来没有整合作用，因为没有讲求"礼"的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中国人已完全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生命斜坡"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互相推挤，要么拉帮结派，崇尚暴力的"贫民政治"因此就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导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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